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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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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3 12:13: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童年的记忆

1949年农历九月,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东区定王台附近,一个叫斗姥阁的地方。此时长沙刚刚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84日由小吴门入城进驻长沙时,母亲还怀着我,和市民一起迎接解放军进城。可以说,我是正宗的”解放牌“,共和国的同龄人。随后于1950年随父母住在织机街老19号(后改为98号)。

   织机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老麻石街,东起都正街,西至黄兴南路,全长约500米,宽约15米,地面均由丁字湾出的麻石铺盖。据查,织机街明代时为纺织作坊聚集区,时名织机巷(后改名织机街)。民国时期,街两旁有著名的黄金戏院(梅兰芳来此演过戏)、白果园(程潜公馆)、化龙池、文庙坪、观音井、黄春河粉馆、善正小学、唯善生产救济院、平平电影院、保和堂药店、龙城商号、长沙电报局等。住户林立,商铺繁荣,长沙老产品木屐鞋、油鞋就产于此地,解放初期长沙”老七大流水公沟“,其中一条就敷设在织机街,是一条富含历史、文化的老街。

我家房子位于织机街东端靠北的一条小巷内,小巷南北走向,长约60米,宽约6米,南接织机街主道,北与小瀛州交界,19号就位于交界处。据说这栋房子是解放前一个地主修建的慈善屋,木结构,泥瓦屋顶,竹篦附粘泥墙,坐东朝西,占地面积约120平米,2间住房,前面有一个大工作间,西向有双页主大门,住房后部有一小露天院,设男女厕所各一间,小院有侧门,供挑粪水出入。该宅主要是做棺木用以慈善施舍。解放后,已停工,户主已下乡守田业。后返城,将两间住房卖掉,一汪姓户买了一间,我父母亲于1950年找别人借支40元,买到另一间约15平米木结构住房,使全家在长沙市有了一个落脚之处,从此得以安定的居住下来。,58年我父亲找同事打了一个”会“(互助借款的形式)筹集资金,再以70元买到紧邻的另一间同一木结构房,约16平米,两间房共计约31平米,父亲曾于1971年请人做土砖,将原房竹篦墙和木板全部改为土砖砌筑。房产证以我母亲名注册,记载建筑面积(含公用)为445平米,占地面积约55平米。

   1956年正值长沙市进行公私合营改造,政府赎买资本家的资产,以公私合营形式,取消资本家,让其同样做工,自食其力。长沙工商界一片欢腾。同年9月我在织机街完全小学丙班读一年级,全班共有50多个同学,学习的课程不多,有语文、算术、注音字母、体育、图画、唱歌、手工劳动,每期学费只有3元左右,书包是母亲用布缝制的,写字是用石板、石笔,有次不小心将石板摔破一只角,父亲就把残角拼上,然后在石板周边用木框包起来,系上一根绳子,可用手提着,继续使用,方便多了。画图用的是彩色腊笔,做作业用的是铅笔。到五年级时,增加了俄语及珠算两门课,写字也开始用钢笔了。班主任老师叫杨声金,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好老师,她一直把我们带到六年级,同学们都非常尊敬她,喜欢她。杨老师很又很象一位慈母,她的印象一直烙印在我的心头难以忘记。1960年我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胸前系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在烈士公园纪念塔下举行的入队仪式中,我行了第一个队礼。

    我家离学校很近,只有几十米距离,放寒暑假时,老师便在我家安排了一个课外家庭学习小组,家门外又有一盏供电所设立的木杆路灯,晚上还可照明。有7个小同学在一起共同学习,做作业,共同玩耍。几十年后,我们几个同学至今仍保持联系,经常聚会。

   我小时体质较弱,那时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去医院,在家中父母用万金油,十滴水,神曲、扯痧和打火罐等土单方解之,皮肉外伤就涂紫药水或用黄草纸烧成灰敷在伤口上止血。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个同街的小哑吧因“滚铁环”的事发生打架,双方用铁环勾互打,都有受伤,我左手无名指不幸被勾尖砸中一个小洞,血流不止,邻居刘婶见状,忙用黄草纸烧成灰后敷在我流血的伤口上,外用布包扎,没有去医院,几天后便自愈了。

195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家人围在炭盆边烤火,有说有笑,吃着红薯片、豆子花生,我坐在大姐旁,起身想去对面碗柜拿东西,不料在跨过炭盆时,拌了一下大姐的脚,便摔在碗柜旁没有起来,当时父母都在场,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想等我自己起来,几十秒后我没有动弹,家人以为我装假,约么过了2分钟还未见我站起,大姐便上去拉我,才发现我已昏迷,把一家人吓得要命,赶紧把我抱起后,父亲便掐我人中穴,母亲又给我扯痧,过了一会才苏醒过来,为此事父母还责备了大姐一番,大姐当时很受委屈。以后家人对我不敢大意了,担心再出意外。

那时我有一个毛病,不知何故,每日到了下午傍晚时就打瞌睡,上床入睡后就做恶梦,时常被惊吓而醒,俗称“发梦天”,严重时还会出现短暂休克,吃药也不见效。无奈,1957年父亲便花钱请了一个会“收吓”的叫苏桂武的同事来家,用迷信法治之。杀雄鸡、烧纸、念咒语、画符,手举降妖旗转圈2个时辰。事毕告知:7日内避免与”四眼人“(孕妇)接触,即可愈,我按其意办。母亲又请了一位“八字先生”来算命,说我五行缺火,要提高火气,母亲问如何提高,经八字先生指点迷津,要改名。我原名叫曾树兰,需加三把火,按先生之意逐改名为曾炳炎。平时母亲还带我去长沙黄泥街老玉泉山庙,上香拜菩萨,求神灵护佑。果真灵验,日后再无恶梦发生,体质也日渐增强。

我家门口有一块小坪,与巷内那条小路相连,对门有一栋解放前留下的公馆式宅院,住2户人家,都是在旧政府里做官的人,其中一个姓邱的,据说有血债,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乡政府派人带枪将他抓到乡下枪毙了,其老婆随后被街道居委会斗争,不久也上吊自杀了,一家人后来命运很惨。邱家大女儿曾与我大姐是同学,又住对门,常有些往来。邱家房屋被政府没收后,另行安排了住户。另一户姓唐的是小资本家,属于政府改造和争取的对象,因此仍住原宅,房产未动。唐家大儿子也与我大姐是同学,经常有交往。

那宅院有两层楼,四周均有红砖围墙,南向有一张很宽的双页大门,内有一庭院,长着两棵大小不一的中国梧桐树和一棵桑叶树,正好在我家门口的西对面,既增添了绿色,又可以遮挡西晒的太阳,树长得不算很高,但树技柔韧性很强,我平时常和小伙伴们上树玩”摸枝“游戏,虽然偶尔有人从树上摔下来,但还是乐此不疲,不过对于一条小巷来说,也没有其它更好玩的地方。后来父亲又在围墙外的拐角处栽了一棵水桐树,几年后长得又高又大,枝繁叶茂,宽阔的树叶随着粗壮的树枝平伸展开,正好在我家房顶的上方,夏天时节犹如撑起一把巨大的绿伞挡住了火热的太阳。1958年父亲又从野外挖到一株小香椿树栽在我家屋后小院,母亲也在小院内养了几只母鸡下蛋。每到春天,父亲便搭上楼梯去摘嫩嫩的椿叶,母亲便炒一碗香椿煎蛋,香味扑鼻,真是好吃极了。那条小巷内居住着20多户人家,老老少少约有百多人,小巷的那条路来往行人多,从早到晚非常热闹。

   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人人都说家乡好,我也有浓浓的家乡情。虽然我的家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但我也深深地眷恋着她,因为她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春天一到,阳光明媚,处处鸟语花香。清晨在床上只听得家门口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仿佛是在催我赶快起床。天气晴朗,春风和煦时,我们就去放风筝,风筝都是用废纸自做,有时跑到较远的老劳动广场去放,那里平坦宽阔,上空又无电线阻挡,可以让风筝飞得很高。有时还和同学一道带上自做的网罩,去郊外池塘边捉黑黑的蝌蚪,养在盆中,看着蝌蚪慢慢长大,先长出后腿,再长出前肢,然后断尾,直到变成可爱的小青蛙,整个时间要20天左右。有时去买蚁蚕用桑叶喂养,看着蚕宝宝长大,几次蜕皮、再吐丝作茧、化蛹、最后羽化成蚕蛾,交配下卵,整个时间约需25天,然后我把蚕卵收藏起来,等到第二年春天孵化再养。不但有趣,还在玩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有益的知识。

夏天我一般不穿鞋,去上学都是打赤脚,气温高时走在柏油路上,烫得双脚直跳。我小时最喜爱与男同伴一起玩滚铁环、打弹弹、玩油板(烟盒纸折成三角形)、翻跟斗、抽陀螺、捉迷藏。还用铁丝自已制作一把弹弓枪,然后用废纸卷起,折叠做成纸子弹,装在弹弓枪上,可抠动“板机”触发橡筋弹射出去,每人一把,分“好人”、”敌人“两队,玩“打游击”,在街巷相互对射,直到把“子弹”打光。十几个男同学经常结伴滚铁环,打赤脚、打赤膊从织机街出发,穿过黄兴路,到坡子街,沿湘江河边折转南门口,再上黄兴路,行程约7华里,一路叮铃晃琅热闹辉煌,引得行人都驻足观看。回到织机街,已是满头大汗,晒得一身发红。女孩子则爱玩跳橡皮筋、地上“跳房子”、丢“扎子”。我们还在街上一起玩“翻跟头”比赛,有时就在街上踢足球,用红色印油在背心衣服上印球员号。把门板当球桌,中间架一根扁担,两端用砖垫起当球网,打乒乓球。那时,我有一个干哥在供电所工作,他有一辆自行车,星期天来我家后,我便借着那辆自行车和几个同学一道去劳动广场学骑车,因人小腿不够长,开始学时有人在后面扶着,脚只能踏半圈,慢慢就可以坐在车杠上踏整圈,通过一段时间练习便学会独立骑自行车了。

那年头夏天格外热,酷暑难当,除了使用蒲扇外再无其它降温措施,几个同学经常结伴,瞒着家长去湘江河边游泳,有一次到河边四码头游泳,我因脚抽筋发生呛水,还差点出事。读四年级时,一个同班叫汤佐天的男同学,就在此游泳淹死了。后来再也不敢去四码头游泳了,改到河西水陆州或市内湘春路老工人文化宫游泳池去游泳。

一到傍晚太阳落下后,我就去井边提几桶井水,把室外我家门口的一块坪淋湿降温,然后将竹铺子摆上,旁边点一支”六合奄蚊烟“驱蚊,洗过澡后,穿一双木板拖鞋坐在竹铺上乘凉、因屋内太热,晚上在坪外纳凉的人很多,在一盏路灯的照明下,我爱下军棋、象棋。有时躺在竹铺上露睡,仰望着天上的星星,吹着习习凉风,有说有笑,讲故事、猜谜语,听大人们讲那过去的事情,无拘无束,累了,便不知不觉的在竹铺上睡着了,等到醒来,已是翌日的清晨。

那时候,社会风气很好,街道居委会每晚会安排人轮流值班,提着”马灯“挨户查夜,查火、查水、查盗。基本上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偷盗现象很少发生。

夏天气候炎热,没有条件防暑降温,致使体内火毒太重,我经常早上起床时,眼晴都被黄色眼屎干结成板,需用水打湿浸泡后才能把眼睁开,久而久之连眼睫毛都扯掉了不少。皮肤上生痱子,火辣辣的,又红又痒,头上长疖子,状如芋头,又肿又痛,流浓出血,疼痛难忍时就用嚼碎的茶叶敷在上面进行缓解,我连续三年夏天长过疖子,愈后,头发都掉了,露出一块圆圆的头皮,被同学笑称“光洋头”。后来听人说,用生姜反复擦光头处可生发,便用心为之,不久新发重生,消除一破相。夏天去理发店,没有风扇,都是用布做的吊帘挂在上方,有专人用绳子拉动布帘来回摆动,扇风降温。

一到秋天,秋高气爽,气候宜人,我们就拿竹杆去打家门口梧桐树上的梧桐粒吃,到郊外摘野果子吃。白露之前我们会去郊外捉蟋蟀玩,最远到过老火车南站的”解放山“,捉蟋蟀时尽量不要损伤触角丝,捉到蟋蟀回来后,再互相玩斗蟋蟀,雄的头上有2根长长的丝状触角,尾上有2根较长的尾须,母的是三根,中间一根较硬,母的不会斗。开斗时把2只雄蟋蟀放进一只小罐子内,大家围观,双方用草芡逗引各自蟋蟀的丝状触角,挑拨激怒,使两虫迎头相遇,正面出击,头对头,牙对牙,双方用牙齿互相咬,经过一番搏斗,一只败了,胜的一只便得意的震动双翅,昂首长呜,有时被打败的那一只不甘心,也会回身飞马一枪,再度搏杀。如果两只都不开斗,大人们就会指点,要我们让它与母蟋蟀独处一阵后,利用”情敌意识“让它激发斗志,再放出来斗,果然奏效,马上斗起来,真的很有趣。

秋凉时,开始穿上”夹衣“(双层布)防凉,气温再低时,秋风瑟瑟,树叶纷纷落下,就得改穿“卫身衣裤”(布绒衣)来防凉了,那年代我指望能有一件毛线衣该多好啊,但家太困难,实在买不起。

每到冬天,大雪纷飞,寒风呼啸,地上结冰,屋檐下结“冰棱”,1954年长沙就曾遭遇过特大冰冻,气温降至零下8度,”冰棱“有2米多长。上学时母亲怕我冻着,让我带上一个可以提着的圆形”烘篮子“,底内放一个小炭盆和燃好的木炭,上有一个平凸的竹篮盖,用旧布盖在上面,既可暖手又可烘脚。下大雪时穿着母亲做的棉鞋和厚厚的布袜子,外面套上一双用桐油涂抹过的木屐鞋,木屐鞋下有4颗掌钉,在冰雪中走着,既暖和又防滑,棉鞋也不会打湿,别有一番享受。放学后我们一班小同学便玩”打雪仗“,在椅子脚下钉两根竹篦条,前端向上弯曲一点,就可当作一把雪橇椅在雪中滑行,在厚雪中拜雪人,“堆雪人菩萨”,也很有趣,玩得一身暖哄哄。闲时手被冻僵,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脚上长冻疮,奇痒难受,那种感受我都体验过。

1957年,我们有一位小学校长是女老师,中等年纪,戴一副眼晴,表情严肃,只知道姓李,称呼李校长,同学们全体集中时,经常听她的训话,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同学们------”,她很有威信,大家都有点害怕她,突然有一天,校导主任向我们宣布,以后不能再叫李校长了,她是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已调离走了,另外还有2位老师也在其中。新来的校长姓晏,是一位男老师,当时我们也不知具体是什么原因,听到这个消息,我只感到心中纳闷。之后,学校便教我们唱反右派的歌,大约记得2句,“右派分子野心狼,支支毒箭射向党-----“。后来才知道当时全国正在进行一场反击右派斗争的运动。现在看来,那场反右运动是我在儿童时代开始懂事时第一次接触的政治运动,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它扩大化了,伤害了许多正直的人们,这种伤害持续了近30年,造成了历史悲剧。

1958年父母都要上班,我和妹妹只能在街道办的公共食堂吃饭,母亲不放心,委托她干儿子王建树顺便关照。那年头,敌情末消,经常放警报,在外玩耍时,遇到这种刺耳、恐怖的警报声令我很害怕,不知所措,这时,比我年长2岁的干哥王建树便护着我回家,至今让我难忘。

那年代,经济落后,就业率低,收入也不高,家庭人口多,大部分家庭都是一人工作,靠每月30多元工资养活全家,生活平淡如水,每天都在重复着昨天干过的事情,但一到过年,气氛就浓烈起来了,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工厂、单位的大门都用松树枝叶扎起了牌楼,挂上了大红灯笼,呈现出一派祥和、喜庆的景象。年前,家家都忙着办年货,做腊鱼腊肉,搞卫生大扫除,大人们还要给小孩做一套新衣服穿。到了十二月廿四过小年时,母亲会带着我们在灶前跪拜,摆上供品,祭奠“灶王爷”。

大年三十除夕夜,一家人全部团聚,吃团年饭前,先放鞭炮,然后母亲就会把盐菜蒸肘子、大杂烩、红烧肉、红烧鱼、清蒸整鸡、黄芽白粉丝、芋头青菜汤等传统年菜端上桌,闻起来都是香喷喷的,吃起来味道完全是纯正的,没有任何添加剂,口感好极了,至今想起来都有回味。晚上一家人围在炭火炉旁守岁,吃点心。这时父母会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崭新的一元钱,给我们每人一张作为”压多钱“。然后邀上小伙伴一道买一挂小鞭炮,拆散成个,放在口袋里,手拿一根点燃的“纸媒子”(类似蚊香),将鞭炮一个一个地点燃丢放,走街串巷,通宵达旦,快乐无比。大年初一,尊父母嘱咐,我便早早出门,在邻居家串门走户,双手作揖,挨个高喊拜年,邻居们兴高采烈地拿出瓜子、糖果点心赏给我,小口袋被塞得满满的,那高兴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

街坊邻居们也相互上门拜年,一直持续到初五,甚至十五。元宵节前家家都会用石磨将上等糯米磨成粉,自做元宵,那日子,虽然有点清贫,但实在,现在想起来真是回味无穷。

小时候,大姐带我最多,经常带我出去到她同学家玩。大姐爱集邮票,有一次我把一本邮册拿到街上去玩,被人将邮册骗走了,我哭着回家,大姐虽然心痛,但没有责备,反而安慰我,此事记忆犹新。大姐1958年离开长沙去东北时,走得很匆忙,连一张全家相都没来得及照。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去长沙老火车北站为大姐送行,看着火车远远离去,我难过得直哭,很长时间内还在思念她。大姐走后常给家里写信,因父母不识字,每次都是由我代念,然后由父母口述,我执笔,也半生不熟的写了回信,花8分钱买张邮票贴上寄出去。因只读小学二年级,很多字还不会写,估计只能理解大概意思了。逢年过节时,母亲带我去黄兴路邮局给大姐寄点土特产,如腊鱼、腊肉、粉丝、豆鼓、瓜子等、母亲把布包裹用针线缝好后,邮单由我填写清楚,寄往东北。

到过年时,二姐从乡下进城来看父母,年后回乡前,父母带我、二姐和妹妹一起去黄兴路上的凯旋门照相馆“照全家福”,那次我和妹妹还照了一张合影。那时照相对我们来说都似乎是一种侈望。这张不全的全家福照片和兄妹合影至今我还保留着,因为它是我唯一的一张与父母姐妹同时合影的照片,它真实地记载了我童年的身影。

紧接着,从1958年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进入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轰动时期,我也随学校一起参加大捡废铁,做黄泥它,敲碎砖等,加入到全民大炼钢的热潮中。那时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祖国城乡到处都是敲锣打鼓,红旗招展,捷报频传,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卫星“放得一个比一个高,大家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拼命的工作,废寝忘食,砸锅卖铁,甚至将自家的门板都拆下,一心支援祖国建设,真心实意的为社会主义添砖瓦,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深深地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1959年到1961年下半年,这种狂热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出现了不同意见,还发生了批判持不同意见的斗争,将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国家领导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消息传来,使我似懂非懂的感到一阵茫然。后来的现实告诉我们,因为没有遵循自然科学的规律,那只是一种蛮干和冒进,”放卫星“的指标实际是一种浮夸、虚报,全民大食堂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大锅饭“。人民的满腔热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祖国的建设遭受了一次严重挫折。

儿童时代,虽然有点寒酸但天真烂漫,自由自在,和平又无战火袭扰,生活道也平安。我小时候没有出过远门,连火车都没有坐过,更没有见过世面,因此没有相互间的比较,所以我童年时期最感兴趣的地方和最喜欢玩的东西,也就成为我心目中的最好,家门口那两棵熟悉的梧桐树和那七弯八拐的街头巷尾把我童年的时光记载,它永远定格在我心中,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抹不掉,我一生都会眷恋。

19629月小学毕业,全班同学与班主任老师在烈士公园的烈土纪念塔下留下了一张十分珍贵的合影,遗憾的是我没有保留一张。毕业证上盖着校长晏传贵的红色印章。离开可爰的小学校园后,有的事情现已在记忆中模糊,但小学的操坪和沙坑,脚踏木滚轮,浪桥,秋千架,围墙上刷写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巨幅标语,还有那门卫老唐拿着铁锤敲打一块悬挂着的半截钢轨,发出清脆的铛铛上课声,至今仍在我脑海中时常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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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4 01:54:48 | 显示全部楼层

 曾炳炎好文!好记心!童年时的街道、树木、同学、老师、游戏......,在你的笔下都生动起来,也引起我的回忆。你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在那么艰苦的环境呵护你们兄妹成长,记得初中毕业时你是班上最结实的男同学。物质上的贫困也没有留下心理上的阴影,一直是个乐观向上的人,几次见你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什么好笑的事会笑得趴在地上,就是长沙话讲的"笑得一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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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20:50:4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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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20:58:04 | 显示全部楼层
陈茂 发表于 2016-1-14 20:50
能让老班长开心,我感到很欣慰!如果你也写一篇类似文章,保证大家会猛看,看得哈哈直个滚!你的文章幽默感强,有忍俊不禁的感受,"朱肚皮"一文我印象最深,好笑极了!再来一篇吧,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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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 01:18:52 | 显示全部楼层
   看了少年狂的回帖,想起一个真实的笑话。

  一次湖知网一些网友吃饭,酒桌上彭某讲起他儿时上的是“启智”幼儿园。也真是奇遇,一桌12人竞然有3个,彭某、少年狂、和我都是"启智"幼儿园的儿童,我们算是60年前的园友了。彭某记心好,还记得老师的名字。少年狂记得小时演的节目,还记得每周一早晨都会到花园里看男孩子屙尿比赛,每次都是彭某第一名,他总是屙得最远。

  我别的事全忘了,屙尿比赛的事记得。为了屙得远,我经常是早晨起来不上厕所,憋着,为的是保证水量。但总是没有彭某远,后来发展到睡前都不上厕所,一直憋到幼儿园,但总比不过彭某,我们都是朝前,彭某是斜上方,一直可以浇到向日葵下面,总会获得女同学的掌声和糖粒子。

  十年以后,上初中物理,才知道抛物线要45度才能抛得最远,而彭某十年前就知道了。前几天见到初中同学奏大源,他也是启智的屙尿选手,讲起往事,哈哈大笑。我回忆比赛一直到秋天天气冷才结束,奏大源记心还好些,讲不是冷而是彭某的尿烧死了向日葵,园长发了大脾气后才结束,那年月食品不参假,童子尿真厉害。

 

  这是发在靖县的一个回帖,因是童年回忆,转过来凑热闹,少年狂是江永知青,是知青网的大姐姐,彭某是华容的大哥,奏大源是192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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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5 18:59:14 | 显示全部楼层
张老三 发表于 2016-2-1 01:18    看了少年狂的回帖,想起一个真实的笑话。   一次湖知网一些网友吃饭,酒桌上彭某讲起他 ...
   屎、尿本是不雅之词,但经张老三一渲染,屎、尿也成了爆笑的段子,儿童时代,朦天达地,只看什么好玩就玩什么。原先只知道尿可以屙得高,头一次听说屎也可以屙得高,听起来真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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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7 20:03: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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