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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50年】捡煤核—写在上山下乡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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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4 22:29: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捡煤核—写在上山下乡五十周年
身边每天都有新事物产生,也有旧事物消亡。每人都有对消亡事物的眷恋,既有共同,也有各自的独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拾稻穗,捡煤核,应该是那个年代很多人共有的印象。它肯定不被多数人关心。当事人发现炉渣中出现的小黑块的快意,也必难被人理解,正如我们五十年前"知青"生活中的点滴。
一、教鞭与复式班
1968年底,没有任何选择的我们,茫然随学校组织,上山下乡到华容县插旗公社,北垸大队第八生产队,开始了单身农民的生活。不到一年,大队干部要我去大队民办学校教课。自己是什么文化底子,当老师教课有多大责任…全然没想过。完全出于逃避。我们同落户北垸大队共四人,两男两女,全部落户在八队。生产队为我们购了一栋"二手房"。他们三位是表姊妹,同属红五类。四人在一个屋檐下不到十个月,他们都被招回城里,进了工厂。我则孤独地陷入了绝望。每天忍受着被社会抛弃的苦痛,还必须坚持白天出工再加上出早工,出晚工,坚持一日三餐做饭,洗衣浆衫,坚持筹措柴草,栽种菜蔬,洒扫房舍。这些实在是无法坚持又无法摆脱的。在这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大队支书程国才通知我去学校代课。他随便说了一句:城里不要你,我们信任你,需要你,你去学堂里(大队民办学校)教书。程支书走后,我趴在床上哭了半天,既为伤痛,也为感动。
就这样,我走进了北垸小学一个教学点。北垸小学当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学校,几个班分别在不同生产队的民舍或公房内上课。交给我的这个点,使用农户一间正屋。三十多个完全没有规矩意识,习惯于天马行空的,一年级的小朋友挤在里面。而我,正而八经在初中读书不到两年,出于逃避来当这个孩子王,可以说什么都不懂。好在我接受的小学教育非常好。汉语拼音,笔顺笔画,汉字的象形、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及组词造句作文的印象很深刻。读书时的小学算术,初中代数也是我很喜欢的。眼下最棘手的,怎样驯化这些孩子,让他们跟着学习。
回忆起来最为羞愧常觉自责的是,我那时的组织教学唯一工具是教鞭,唯一手段是以教鞭作惊堂鞭。一堂课下来,教室里听得最多的,是教鞭拍桌子的声音。
就这样凑合,大概两个多月,学校放假。正担心春节后怎么办,程书记又跟我讲,明年去六合堂(好像是没收的一栋地主家的大瓦房,当时为北垸小学另一处教学点)上课。据说,他们认为我老师当得好,孩子们这段时间认字不少,写得不错,数也会算了。至今想到这些,常觉心酸。如果是今天的老师,大学毕业,受过岗前培训,精挑细选,上讲台自信满满,笑魇如花,那些孩子又该是如何进步成长。
到六合堂前得悉,我将接手一个复式班,全班学生四十余,分2、3、4三个年级,每个年级10余人。学校负责人(当时好像不叫校长)黄鸿清老师交待:按年级分组坐,分年级备课,上课时分年级讲,其他年级安排做作业,唱歌(不叫音乐课,也确实只是唱歌)、军体(那时不叫体育课)、图画(那时不叫美术,也确实只能叫涂画)一起上。那时几乎没有业务学习,只有政治学习才集中,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最新指示,开展些批判封、资、修的活动。就这样,我手忙脚乱的开始当起了复式班老师。
手忙脚乱其实是很美化的表达。事实是,常因在一个年级啰嗦几句,其他一个甚至两个年级的教学就没时间了。惊堂鞭无法使用,一鞭下去,三个年级学生全被惊吓,教学则难以为继。经过一段艰难的摸索,收获了此生从教的两点初始体会。一是认识到教鞭不是惊堂木,它应为优雅的教具;二是上课不容废话,说话音量还必须讲究。
二、级别导致的荒唐
一九七一年,北垸大队筑成的安全台上,安全仓库建成。这是洞庭湖区的蓄洪区域内独特的建筑。我们公社每个大队建有一栋安全仓库。仓库专为蓄洪或溃垸时存放粮食及其它农作物种子,平时闲置。我们大队将安全台用作了教学点。学校当时四年级人数特别多,有六十余人,被集中到这里。我被安排在这里上课。在这里,我又有了全新感觉。仓库很大,这个班的课间操、军体课、课间玩耍都在里面。我的宿舍兼办公室就是其中隔出的一个小间。
这一年十月初的一天,上午第一节课开始,我一如既往,带领全班学生,庄严地做每天例行的"三件事。即唱国歌;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祝副统帅身体健康;背语录。
正是这个时候,我的同学兼插友何伟来了。做完三件事,我便进房见他。不料,何伟同学突然对我轻喊一句:"打倒林彪!"我一下被吓懵,当时那种恐惧无以言表。何伟急忙解说,他从大通湖农场回来,那里是县级,刚传达了中央文件。林彪坐飞机叛逃苏修,上个月已摔死在蒙古。想想刚才,我还在和学生一起祝他永远健康,怎么就…何伟同学告诉我,文件已传达到县级,没听文件传达不能反林,听到文件才可以开展批林。在文件没传达下来之前,只能一切照旧。我努力使自己从惊恐中冷静下来,在接下来的几天,仍在每天课前例行"三件事",继续祝那个叛逃已摔死的副统帅永远健康。这种荒唐大概又延续了十来天,终于迎来了社员大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批林运动。
三、农村小学的小辉煌
一九七二年,邓小平一度复出。我们的第一感觉是,教育受到重视了。那时,对党中央精神的贯彻绝对雷厉风行。短短几个月,我们大队就建起了有三栋校舍,共八间教室外加八间教师住房兼办公室及一间会议室,还有一个教工厨房的小学。校舍为红砖墙基,泥砖墙体的单层瓦房。至此,北垸小学终于有了整洁而像样的学校。北垸大队的小学生正式结束了分布在各点上课的历史。老师们也结束了每人守点包班,少有交流的状态。学校有了校长,上级又派来了一个公办教师。除了仍坚持政治学习,还经常有教学工作会议。我当时有点小花样,如自己仅能将音符凑合出来的竹笛、口琴、二胡搬到唱歌课领唱,让每个学生一支竹笛有空就吹;军体课带孩子做点后蹬腿高抬腿跑,跨人体山羊;图画课和学生一起描画煤油灯;让学生写字时,在方格四周画线留空,写的字显整洁美观等,都被同事发现和肯定。当时虽没有教研一说,但教学中遇到的问题,都充分交流讨论。包括有老师因吃红薯腹涨,上课时排气响声导致乱堂,也共同交流解决办法。
更让人欣喜的是,老师集中后,学校在大队的文化中心地位和幅射作用,得以充分显现。大队社员大会的标语刷写,会上宣读报刊文章及发布的文件,会前后教唱革命歌曲,经常有的生产简报编、刻、印等大多由学校完成。种子、农药、化肥的正确使用,乡亲家里红白喜事场面布置,孩子在家不太听话等等,大家都喜欢来学校寻求帮助。老师们非常乐于在课余做这些。大队合作医疗只有一个赤脚医生,整天在田间地头及乡亲家里奔忙。合作医疗室里打针发药的事,也一度是我的课余内容。学校最忙的,还是毛笔字写得特别好的刘祖云老师。所有老师一样,无论课余还是周日,无论早晚甚至半夜,一旦有人求助,无不欣然效力,且都是彻底义务奉献。至今回想起那种被信任,被包容,被需要的感觉,仍是那么幸福甜蜜。
四、集体财产是社员的心头肉
在新学校上课,虽仍是各包一个班,仍是一贯的作息时间,仍是一贯的认真态度,大家的感觉还是大不一样。工作氛围,生活氛围顿时都生动活泼起来。遇到特殊情况,也可以有相互照应。这不,一个晴朗的冬日,大队干部把我从教室喊了出来。边走边讲:"大队运岩巴(岩石)的船沉在东湖,你和劣脑壳(青年社员彭奇强的小名)去“蕴几个妹子"(蕴妹子是潜水的俗称)把船搞上来。
我有过类似经历。早几年一次春节过后,我刚回到学校就被生产队干部叫去。原来是队上一台水泵被人推进了倒口(垮堤后,洪水冲刷出的巨大深坑叫倒口)。湖区人怕血吸虫基本都不敢游泳,习水性的极少。春季倒口里水位升高,更难打捞。更要命的是,水泵是队上的命,不捞上来,排涝抗旱真会要命。更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每个社员都把集体财产看作心头肉,谁都不能容忍随便丢失或损坏。
他们事先已确定了水泵在水下的位置,还早早在岸边准备了三大堆柴草。我一到,柴草便被点燃。我在火堆之间脱下-衣服,沿着定位竹竿潜下去,摸清水泵的状态,然后浮出水接过绳套,再潜水,将绳套锁住水泵珐琅。我浮出水,爬上岸,任由上下牙冷得乱磕,跑进三个火堆之间,取暖,穿衣。其他人用绳索把水泵慢慢拖了上来。事后,我单独获得生产队奖励:尽自己的量吃一次法饼。
这次捞船,艰难凶险远非上次可比。我惊叹了社员兄弟老道的经验。上小木船时,发现他们带了一大堆衣裤,一大叠棉被。先去的小木船已凭沉船露出的桅尖确定了位置,并在一侧抛锚固定。我们的船很快锚定在另一侧。两船再互相固位,插定位竹竿,拿出白酒。我和小彭脱剩一套单衣裤,才发现环境险恶。宽阔的湖面一望无垠,北风呼啸,水面波滔滚滚。船起伏不定。岸边还有大片薄冰。水温之低可想而知。但容不得犹豫,我先下水,顺竿潜下去,一手扶竿,一手触到石块就掀。好在船上铺了木板,石头都是放在木板上。石块在水里也很轻,随便一掀就掉下了船。但憋一口气最多掀三块,在冰凉剌骨的湖水中也最多潜2一3次。船上可是10吨石块。我第一次下水大概掀了6一7块,刚出水就被劳力们拉到船上,也许是脸色已经吓人了。他们脱去了我的湿衣裤,把几床被子盖我身上,又喂给我几口白酒。过了一阵子,我慢慢停止了颤抖。彭也被拉上来,他的战果也差不多。就这样,我们两个轮番下水,机械麻木无奈地拼了三、四次。老天开眼,让我们基本都是掀掉船前半部分的石头,沉船船头竟然翘起到隐约可见。我们在被子里已难止越来越剧烈的颤抖,必须有劳力趴在被子上。据说其他人钩到了船头铁环,沉船被捞回。这次大队犒赏我们这批人也比较隆重,几大钵辣椒炒肉,还有五加白牌的瓶装酒。回来的路上,我突然想到,万一回不来,我能不能排在刘文学,草原两姐妹龙梅玉荣他们后面,让我的学生学习呢。又想到,社员们天天泥里水里,我偶尔下次水,怎么能有此奢望呢。这次经历,我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纪念一一假牙。在水下撞掉一小块门牙,后未及时修补,导致牙根发炎被拔除。
五、不能承受之重
被当地所有人羡慕得一塌糊涂的事情一一教书(不被日晒雨淋,记同队第二、三名的高工分,每月还有5元国家津贴。任一项都可以让人羡慕不已)。我感恩之情真是难以言表,而远离母亲家人独自漂零又是持续的隐痛。不曾想,到七四年十二月中旬,我突然获悉,长沙来了两个人,要招我回长沙的学校工作。两位专干几天之内要办完一切手续,我必须在十二月下旬回长沙报到。那段时间,我心里五味杂陈,回想这些年,大队乡亲视我为至亲,百般呵护。只讲几年端午节,我的桌子上都堆满了皮蛋、盐蛋、甜酒。储水的木桶竟被塞入满满两桶棕子。一次母亲暑假去看我,乡亲们都要请客。为避免耽误双抢,完成双抢后,大队作东,乡亲作陪,宰猪杀鸡捕鱼,在学校办了很隆重的酒席招待我母亲。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我都无以为报,唯有留下的几天,坚持上好每节课,不打扰乡亲,到时悄悄离开。殊不知,两专干办手续,消息一下传开,结果每天傍晚来学校陪我看我的乡亲总要坐满一两间教室。更没想到,大队已安排,我走的时候,冬修工地上的所有生产队干部和年轻人都回来。学校也在我动身的时候停课,师生送我到公社的主道,其余送我到车站,还有两位送我到岳阳上火车。这是我今生经历的最刻骨铭心的一幕,也是今生感受的最难以承受之重。
值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之际,我写出记忆中这些亲历的往事,诚如过去拾煤核者所为,我不奢望有多少人关注,但五十年来,这些煤核确实在我心里一直燃烧,还将继续燃烧下去。
                     
刘超邦
                         2018年8月于墨尔本
作者简介
刘超邦,男,1951年出生。1968年上山下乡在华容县插旗公社北垸大队第八生产队插队落户。1969年起任大队民办教师。1974年招工回长,一直在砂子塘学校、稻田中学、麓山国际实验学校、长郡芙蓉中学等校工作。退休后在长郡卫星远程学校等处服务数年。现专职带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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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4 22:34:39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上《捡煤核—写在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一文的作者目前暂住澳大利亚,故由我为其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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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4 23:29:2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还以为这是三歌的亲身经历,原来是海外知青,写的很好,与农民或农民子弟结缘,每一件往事都值得去回忆……
    三歌请把此文发在以下链接的帖子跟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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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5 08:07:43 | 显示全部楼层
华容的插旗公社曾因插旗供销社而著名,是华容县比较富裕的地区。作者在这里“捡煤核”以个人的经历生动地刻画出当年的知青生活状况,其民办老师经历与许多当年下放华容的知青惊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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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5 15:21:22 | 显示全部楼层
这篇下乡的回顾写得详尽,使人一目了然,勾起了我的回忆,在农村能当上民办老师,那是种福份呢;这次参加完沅江水上运动节后,和另一位同队知青到了原下放生产队,在闲谈中问我们生产队会计和大队主管知青工作的治保主任(跟我们关系都不错),过去为什么没有要我去当民办教师(因我是高中68届,初、高中均在市重点学校读书),他们听后都作不了回答,我想要是那个时候让我去当民办教师,咯以后的命运就不是现在这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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