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

曾沛霖

此情可待成追忆

（一）此一时 彼一时
知青华容行，凝结筹备组织团队心血的一次盛大的活动，我参与了。
虽然此一时阳光明媚心情大好，全因为时过境迁，与同学朋友同往华容，以了各自夙愿。我第一次走进华容看看，一切是新的印象。
至于彼一时不待言，也多有哀怨抑郁，留下淡淡的记忆，深深的感慨，浓浓的思念。过去国有危难，内外堪忧，举步维艰。民有困苦，家庭负重，老小劳顿。个人（知青人士）有辛酸恩怨，前途茫然，心情凝重。自己的岁月与别人的岁月同样流逝，只是足迹有所不同，那是属于自己生命的阶段。我当年与外校学生去沅江落户几年，如同落群的孤雁，后来没有想到殊途同归，与大多知青一样，改变了日后行程轨迹的很多走向。
过眼云烟，已成为往事。无论自己在沅江，或同学在华容，隔着洞庭湖，南北相望，那时那份先天下忧后天下乐的天真纯朴意识，与多多少少自发的伤痛，坎坷，混合在一起。大多数人们的心情近似，每一个知青与几个家人相互牵系。待到知青终于整理了简单行装，掩埋了不幸同伴的尸骨，（掩饰）遮盖了疤痕，告别人生舞台上的知青角色，纷纷走上了不同的职场，是一种难得的成就和历练，虽然平添多少皱纹的脸庞也会露出灿烂笑容。

（二）起点 拐点 终点
五十年来，两个人，两封信，短短几年后知青路走向终结。
六十年前的1958年，邢燕子一批学生先知先觉，自愿奔赴乡村的初衷，是建设新农村。1963年前后，很多因家庭背景落榜的高中初中学生，成批下放落户农村的命运，带来贬谪的唏嘘。接着1968年老三届接受再教育，由天兵天将的角色大规模下放落户农村开启的无奈，接续了近十年。三个阶段的知青有舞台不同的大背景。
1968年12月李庆霖的儿子下乡，1972年12月，李庆霖写了一封信寄北京，1973年北京回复一封信，知青的拐点出现，从此发生了全国必然性的震动。1979年知青落户农村落下帷幕，至今四十年，随着城镇化推进，出现农村留守的群体特征，真是变化巨大。大批农村青少年也去城镇了。
昔人已离知青去，追忆空余知青沟（朝阳沟）。知青一去不复返，书信且留情悠悠。
李庆霖的信揭开了知青内心隐藏的伤痛，苦涩。绝大多数知青由此才有了人生历练，没有沉沦下去，而且得到涅槃。知青经历的存在，以后也不能不怀念李庆霖这一个人。当然，我觉得特定的知青不会再出现，直到没有特定知青名词出现的时候，不会再有人谈论这个话题，包括知青自己的后人，知青纪念可能忘却，也是可以忘却的。犹如现在满目芦苇浅滩洼地，竟是昔日浩荡长江的故道。

曾沛霖

此情可待成追忆
（三）附录
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

附：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全文）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全文如下：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1973年6月10日，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