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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挺进|停课、复课、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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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7:2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停课、复课、蹭课

向北挺进


    1966年我上小学二年级,当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那时没事闲着也是闲着,小人书看完了就看“字书”,《红岩》、《老共青团员》等等,还记得一本《欧阳海之歌》让我哭得稀里哗啦,曾发誓等长大了,做了大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书中的薛指导员给崩了。这,可能就是我长大以后做不了大官的原因所在。万幸的是,长大后我没当到大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玩了一年后,学校在1967年又复课闹革命,我又回校读书。此时的教育制度已经改革,不但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得最多的还是毛主席著作,如老三篇、新三篇、诗词、最新最高指示等等。
    还别说,那时候的学习生活真是丰富多彩。我进过工厂,下过农田,拉过练、野过营、做过土砖、挖过防空洞、活学活用、反帝反修、接见西哈努克、批判资产阶级。等等等等。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那时候的阶级斗争抓得贼紧,最挠头的就是,分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阶级斗争如此复杂,也就要抓紧革命大批判,大批判批帝修反好说,结合身边的实际就犯难了,批谁不都是找抽吗?为了安全起见就只能批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因为在停课的那一年里我还看了些“字书”,跟别人相比,等于自学成了点才,句子造得顺溜一些,于是很快混进了学校的红小兵团部,算是当了个官。
    那时候教育改革,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进初中开了外语课,学的是俄语。那时准备跟苏修开战,诸如“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向后退”等战场用语就成了必学的内容。学习的方法多是汉字注音,几年之后记住了三句,例如:“打挖里西(同志)”,“袜子搁到鞋里(星期天)”,“老毛子吃劣巴,不拉憋死(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已记不清了,好像是骂人的话)”。
    时间过得好快,一眨眼到了1974年,我中学毕业下放到了农村,结束了课堂生涯。
    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里,中国掀起了一股“充电”热,那些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大龄青年,决心要补回损失,夺回青春。于是,到了晚上就穿梭于各大中小学的教室,忙着学习文化知识,重回课堂生涯。我也跟着凑过热闹。因为,我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那时是一名售货员,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售货亭上班,烟酒、水果、小花片、猫屎筒、纸包姜等买卖的干活。月工资32元多一点,没有多余的钱参加补习班,只有选择不要钱的充电方式,收听《广播讲座》学日语。学了日语干什么不清楚,反正是饥不择食。
    我学得很投入,每天工作之余,就捧着教材,像和尚念经似的背那些“平假名”、“片假名”。
    收听《广播讲座》学外语虽然不要钱,但进度忒慢,听说湖南大学开了日语课,于是萌发了私闯大学的念头——蹭课去。
    这个念头出于多年的一个梦想,我一直就向往着进大学,恢复高考后去考过了,无奈底子太差落了榜。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要说“私闯大学”也是蓄谋已久。
    那是1980年初春的一天,我只身来到湖大,在土木系的大楼里,教室挨着个去侦查,寻找着机会。能给我壮胆的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他“偷书不算偷”,我想,那蹭课自然也不算蹭。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天我无意中在门厅的黑板上,看到了土木系上日语课的课程表,连上课的教室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喜出望外,迅速抄下。
    我向单位总店打报告要求上全夜班,理由就是要学外语。领导也通情达理,二话没说就批准了。
    没想到“蹭课”竟是这么顺利。那大学里的教室大得嚇人,还是阶梯式的。别说多我一个,就是来一窝也不成问题。我跟着大学生一起上课,一起考试,交卷时,还毫不避讳地在卷子上写上自己的大名。老师阅卷也从来不丢下我!我常常是从这间教室蹭到那间教室,湖大的日语老师,什么于老师、王老师、李老师等等,我都通“蹭”不误。
    那时“周炎辉”的大名,学日语的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是大学“日语”教材的统编,听说他在为湖大“研究生班”上日语课,这可是机会难得。我为他跳槽到了研究生班,把蹭课提上了一个新台阶。还大伤经济买了个小型录音机,每堂课都录音下来回家反刍。
    研究生班只有20多名学生,用的是小教室。但是周教授的追星族不止我一个,前来蹭课的太多了。
    有一天夜班后,我赶着蹬车到湖大,却发现有不少带红袖章的,把个教室的前门后门严严实实地看住。难道出了什么大案要案吗,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有人向学校告了状,说蹭课的比上课的研究生还多,影响了听课质量。因此学校决定进行整顿,由校保卫科把门,挡住蹭课的;还有呢,就是把多余的课桌椅清出去,剩下的编上号,让研究生们对号入座。后面的这一招可够阴的,没有了多余的课桌椅,那蹭课的不就只能站着吗?一站着不就没了戏吗?
    我一听就急了,三下两下拨开人群就往里冲。带红袖章的一把拦住,说要出示学生证。我用力推开那人的手,对着讲台方向一扬下巴说是“找周老师说个事儿”,直奔讲台走去。
    上了讲台,叫了声周老师,然后开始实打实地自我介绍:“我是一名售货员,刚下晚班骑车赶过来,为的就是听您的课,请周老师帮帮我。”
    周老师脸上无表情,但却微倾身,侧耳听,很认真。他向教室的最后面望着说:“最后一排有个女孩子,你到那去坐吧”。
    这么有名气的大教授,居然这样平易近人,这样善解人意,这样好说话!我真是没想到,我眼圈儿都红了。
    和我同坐的那个女孩儿,是周老师朋友的孩子。从此以后,整个研究生班就只剩下我们两个非研究生。真是何等的幸运,何等的荣耀啊!
    我一直跟着这个班学,学完第一册就学第二册。这个班的班长姓固,我们叫他“固桑”(桑:同学、先生),他也是老三届,家住在河东,每当周末他就骑单车回家,这时我们便可以同很长一截路。他像一个兄长,又像一位老师,有着一肚子的学问,我们边骑单车边唠嗑,从中向他学习了很多知识。有一次,学校临时改了课表,固桑还特意从河西赶过来将新课表送给我。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班长!
    1980年的12月,我的命运真的改变了,我被调到了外贸,从而也就结束了我的蹭课生涯。再往后时光荏苒,却是这段经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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