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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韩|漫长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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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7:39: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漫长的假期
(节选)

老韩


说书

    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六千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抽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匣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吕不韦阳具奇伟和宣太后私通大臣之类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把重要情节反错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国混同美国,对兵员数和钢产量也多是信口胡编。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几乎是一种民间文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香么!”我听得一懵,发现自己把形势和国策摊上一堆,其实哪比得上他一句话这么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只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他逐渐练就成一方名嘴,走到哪里都被知青们迎来送往。尤其是农闲时节,大家寂寞难耐,经常备上好菜排着队去请他,把他当成了快乐大本营。作为一个资本家子弟,他歪支着脑袋,没赚多少工分,但居然俘虏一出身干部家庭的漂亮女友,大概也不是难以理解。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放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啊,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挛着,痉挛着。
    “玛——沙!”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书

    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基罗的画册。我是造反习气未脱,带来了《联共(布)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类,大家互通有无交换着看。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他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在农民面前得夹起尾巴做人。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晚上还到处巡查,查到知青房间里有声响就隔窗偷听,看是否有人说反动话,是否有人收听敌台。据说有一次某知青听收音机,听着听着睡着了。副书记不知情,竟把播音一直偷听到后半夜,冻得自己第二天咳嗽不已。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辩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有了这样一些经验,知青们发现乡下干部其实不难对付。一段时间里,有些女知青喜欢唱“卖国”电影《清宫秘史》里的插曲,比较粉色和小资的那种,被干部们询问唱什么,就说革命京剧样板戏啊。干部们不懂京剧,居然信以为真。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农村当然也兴阶级斗争,只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较难落实。即便在城市,禁区也是有缝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毁灭》、《水浒》、李贺、曹操这一类是领袖赞扬过的,可翻书为证,谁敢说禁?孙中山的大画像还立在天安门广场,谁敢说他的文章不行?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稍经忽悠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你敢不给它们开绿灯?再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比较才有鉴别”、“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类毛式教导耳熟能详,等于给破禁发放了暧昧的许可证,让一切读书人有了可乘之机。中外古典文学就不用说了。哪怕疑点明显的爱情小说和颓废小说,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只要当事人在书皮上写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样,大体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传。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识,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八十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20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无法让他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相信。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不能歌唱,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们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教书

    “文革”一般被认为结束于1976年。其实这个分期过于笼统。对于很多“文革”中的学子来说,“文革”在1968年就黯然落幕,其标志是以“革委会”为代表的政权管制全面恢复,还有民众造反权利的重新取消,包括红卫兵的出局。新的各级政权里虽然都有几个群众代表,但一般来说只是摆设了。
    有些学生对官员主政已不习惯。想当年,大串联,逛全国,想斗谁就斗谁,想玩啥就玩啥,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戴上袖章就是时代骄子,挂上盒子炮就是社会主人,这样的好日子怎么说没就没有了?生活怎么就只剩下哎哎哟哟地抡锄头出黑汗?他们愤愤不已,只是还残存几分领袖崇拜,那么与其承认自己出局,承认自己作废和可怜,不如把出局想象成重大战略的一步棋,想象成更伟大进军之前的迂回和潜伏,给自己继续蒙上意义的金色光辉。
    我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外校的一些知青,一伙是下靖县的,一伙是下沅江县的,都是些牛气冲天的幻想家,开口就是印度支那战争和法国红五月的那种,是忧心30年后中国怎么办的那种。我们在春节回城时相聚,一家串一家,越串朋友越多,越串志向越大,分手前少不了要合唱一首《国际歌》。他们都比我年龄大,读的书也多,很得我的信任和仰慕,因此听说他们都在乡村办了农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场办一所,决心配合友军行动,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怜的乡村。
    教材只能自费油印,由我和几个朋友编写,大体上以识字为纲,串起一些地理、历史、农科以及革命的小知识。《老乡上学歌》之类打油诗穿插其中,力图使课本更为活泼。这样的夜校一开张,干部们以为我们热心扫盲,吻合他们的工作任务,还十分高兴地支持。对我从无好脸色的副书记甚至破天荒把我表扬了两句。
    不料事情并不顺利。农民学员对识字还有些兴趣,青年农民对天南海北的趣闻也津津有味,但要让他们理解列宁和孟什维克,明白巴黎公社有别于我们自己所在的天井公社,费力气实在太大。
    “巴黎公社?在哪个县?怎么没听说过?”
    “巴黎公社的人不插田吗?不打禾吗?那他们都是吃返销粮的?”
    “我只听戴书记说过要学大寨,没听说过要学巴黎呵!”
真是让人出汗。想当年红军在乡村建立苏维埃,还教官兵们学唱换调变阶的《马赛曲》,不知道是否要出更多的汗。
    他们对无产阶级光荣这种鬼话也绝不相信。无产阶级?不就是穷得卵都没一根么?要是无产阶级光荣,那婆娘们不都光荣了?他们粗俗地大笑,然后对地球是圆的这一真理也嗤之以鼻:怎么是圆的?明明是平的么!我走到湘阴县白马湖(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远的地方),怎么没看见摔下去呢?怎么没看见湘阴人两脚朝天呢?……到最后,他们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教他们打算盘,不教他们做对联和做祭文,哪怕教教他们治鸡瘟也好啊。
    这样,他们想学的我不懂,我懂的他们不要。多少年后,我看见有些大学生志愿者受非政府组织(NGO)所派,来到尚缺温饱的贫困乡村,分发女权或环保的资料,热情万丈地教几句英语,教一两首英文歌,把娃娃们搞得迷迷瞪瞪,就觉得他们身上也有我当年的影子。一代代的文明救主,看来都不大考虑鸡瘟之类俗事。
    夜校因为我的莽撞而夭折。事情是这样:为了“学巴黎”,我纠集两个青年学员,其实是脑子比较呆的两位,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炮轰场民兵营长王某,先拍下一只小苍蝇再说。大字报指责他经常躲避劳动,开小灶暗揩集体的油,实在太资产阶级。没想到的是,副书记对大字报似乎暗喜,至少没对我说什么,倒是原来对知青们较为宽厚的正书记大为光火——原来他是王某的同村人,近期还成了王某的入党介绍人,见我往肉汤里拉屎,见某些干部隔岸观火,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他怒气冲冲一把撕了大字报,站在地坪里开骂:“搞什么突然袭击?还拉拢贫下中农来搞派性?告诉你们,蛆婆子拱不翻磨子,党的领导是铁打的!”
    周围两排宿舍鸦雀无声,谁都不敢说话。
    “什么夜校?鬼叫吧?”
    本地人把校也发音为“叫”。
    第二天入夜,我来到“夜叫”,发现我的预感果然被证实:一个学员也没来,几排条凳冷冷清清。连我的那两位共犯,从书记房间出来以后也慌慌张张,再也不同我说话,更不会喊我“老师”了。我原来准备好的第二期课本和第三期课本,都只能成为废纸了。
    我发现自己确实是一只蛆婆子,连树叶也拱不翻的蛆婆子。但认识这一点,对我后来读懂一些书倒是大有助益。
    补记:1972年春,我从茶场转到某大队落户,遇到有学校老师休产假什么的,也被叫去临时代课。我此时再无启蒙壮志,革命意志衰退,只是同娃娃们瞎混,算是赚一点轻松的工分。谁效忠,我就在黑板上画鲜花或者红旗(给女娃),坦克或者飞机(给男娃),下面写出相应的象征性领奖者。谁调皮,我在黑板另一边画丑八怪,下面标出他的名字,说不定还狠狠加刑:咔嚓——画一手枪瞄准之,或哗啦——画一粪瓢逼近之。这种奖罚分明的朝廷王法,让子民们兴奋莫名,下了课还围着我尖叫。我哪给他们正经上过课?几乎所有课都成了涂鸦和胡扯。但后来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茶场那位书记,竟得到他的微笑:“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总算走正路了,搞教育革命的鬼点子还蛮多。”
    他说,我班上有一娃就是他的外甥,最喜欢新老师了,这些天一放下饭碗就往学校里跑。
    是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高兴一下。


抄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啊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多少年后,凡老知青们聚会,只要《三套车》、《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类音乐响起,中老年们差不多个个能唱。这种当年地下歌潮所留的余习,这种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全国性音乐认同,与学历教育倒是毫无关系。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书藏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90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据他说,他曾赴江西省插队,在乡下抄满过近百本笔记本,几乎抄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一件“反革命团伙”案,他坐牢两年多,但他在监房里还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学英文的办法是,找一本词典,每天背下一页,就撕去这一页,待整本书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
    他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数万留学生之一,很快成为经济学界一颗新星。在普遍的国外舆论看来,80年代初陆续出国的这一大批总体素质最佳,不仅谦逊而刻苦,而且学养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过本科直升硕博。类似的情况是,在很多高校老师看来,“文革”后最早的上百万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总体素质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师的话来说,能遇上这几届可谓人生之幸。这里当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从十年积累的考生总量中择优,与一般考录没有可比性。但即使不这样比,这是否也能显现出十年并非一张白纸?
    凭借手抄书一类手段,知识薪传一直明断而暗续、名亡而实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断层”,数以百万计的好学生后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垮掉”、“断层”最为活跃和承重的30年来,为何反而爆发出中国最强劲的发展?
    现在,我的一些手抄书早已不知所往。随着出版的开放与繁荣,我的书橱也越来越多,盛满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书,不需要我再在油灯下熏黑鼻子。但有时候我会不无惶惑,似乎书已经多得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无所适从。又觉得新书像富人的宾客,旧书像穷人的朋友,我在太多宾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独。
    有人说过:借书读时读得最多,买书读时读得稍少,发书读或赠书读时读得最少。这里还可加上一问——抄书读的时候呢?
    与一般的读书相比,抄书自有其优点:
    一、三读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于增强记忆;
    二、抄书是个细活,能迫使你聚精会神细嚼慢咽地读;
    三、抄书很辛劳,抄者对这种书总是更珍惜,于是有可能复读得更多;
    四、抄书一般只能是摘抄,而摘选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于总揽全局抓住重点,读出某种主动性和超越性;
    ……
    当然,这种手工活毕竟太耗时间,毕竟不足以抵消严重的短缺。在一个信息速生和知识高产的时代,急匆匆的现代人还可能抄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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