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妹|我的中学时代

我们的故事

我的中学时代

珊妹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一个很冷很冷的冬天。

    在长沙小吴门的马路上，我和我的父母在寒风中告别。他们要随省文艺界集体下放到道县去。此前，姐姐早在1968年初就跟同学下放到沅江草尾公社去了。那时，我接到了湖南师大附中的入学通知书，父母为了让我能多读点书，只好忍痛将我一个人留在长沙。他们变卖了家里所有的家具，曾经温馨的家已不复存在。八岁的小妹也随他们一起下放了。我含泪挥手告别了所有的亲人，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十五岁的我开始了我孤单的中学生活。

    在那万般无奈的年代，远在乡下的父母担心我孤苦无助，特意拜托了剧团一位同事的爱人来照顾我。这个被我称为伯母的人，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她丈夫也下放了，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小阁楼上，一家四口全靠伯伯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尽管生活艰难、住房拥挤，伯母还是以十分的热情接纳了我，并负起照料我的义务。在我父母远离长沙的那些年，伯母给了我许多的关爱和照顾，成为我生命中一位至爱的长者。及至1997年当她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我放声痛哭，长跪不起。当年我看着她们因为我而3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每天深夜伯母低沉的叹息声时时吞噬着我的心，我下定决心，不顾伯母万般劝说，毅然搬到学校去寄宿，正式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因为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影响，我所在的师大附中连续几年没上课。当我于1969年进入这个学校时，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积压了几届的小学毕业生都到学校来了。记得当时我们是六六届和六七届的小学毕业生混在一起分班，我分在了3连12排。

    走进明亮的教室，抚摸着久违了的课桌，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起来。我渴望读书，我喜欢学习，我更喜欢有好多同学在一起的感觉，因此，我很快将自己融入了这个集体，新鲜的学校生活暂时冲淡了我对家人的思念。

    虽然是复课了，但上头还是要我们闹革命。还没上几天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了，我们要放下书本走出教室，到大街上去游行。当时，党的“九大”召开了，学校组织学生大张旗鼓地庆祝。班上有时还要我们排些文艺节目配合形式去宣传。面对这纷纷扰扰的时局，单纯的我们还是怀着满腔热情投入了进去。就在这样的喧闹中，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自己也搞不清到底学了什么东西，心想下个学期总会好点吧。

    第二个学期开始了，学校把我们又重新分了一次班。这个班就全是六六届的，我又成了2连6排的学生了。发新书的那天，我非常高兴，望着桌上那厚厚的课本，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珍惜这短暂的学习时光。但是接踵而来的还是走出课堂，去学工、学农、学军，下午的课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后面挖防空洞。我最喜欢的英语课就只学会了喊毛主席万岁和唱东方红，数学只能解到二元一次方程。以至到后来再去读书时，摸底考试的成绩使我羞愧不已。

    在中学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文化知识虽然没有学到多少，初涉社会的我，却在这里品尝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文革中由于我父亲的“问题”，我们几姊妹饱受人们的歧视，无法选择的出身，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进入中学后，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原以为能摆脱那些噩梦，哪知道刚入学就遇到了一件令我难过的事。记得刚入学不久，班上要选班干部，班主任袁老师是一个很和蔼的男老师，他把班上几个主要的班干部的名字宣布了以后，说到文艺委员时，我听到他提到了我的名字。我当时很惊讶，又有点兴奋和紧张。我抬起头来看着袁老师，只见他面带难色，眼睛看着地上说：“由于你父亲单位写来的材料，说他的问题还没解决，所以你不能担任班干部。但是班上的文艺还是请你负责，我们就请你当聘请的文艺委员吧。”我当时晕了，弄不懂聘请和正式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知道那个阴魂不散的噩梦，又来到了我身边。袁老师征求我的意见，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渐渐低下头，心里原有的高兴荡然无存，委屈和无奈涌上心头。

    我相信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没有人会不喜欢星期天，没有一个孩子不盼望过年过节的。那时候的我，就最怕星期天的到来，最不喜欢过年过节，因为我好怕看到宿舍里的同学们早早地高兴地收拾这收拾那，相邀着结伴一起回家去。到了周末，宿舍里的同学都回家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寝室里没有地方可去。我经常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走着，心中只感到茫然和无助。这时候班上有几个女同学对我非常关心，尽她们的能力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她们的友情，温暖了我孤独的心，使我终身难忘。朱是我在班上玩得最好的同学，到了周末，朱就经常来邀我到她家去玩，在她家吃饭、睡觉，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曾记得，多少个夜晚，溁湾镇的小街上，经常有我们散步的足迹，湘江堤畔留下了我们青春的倩影。是这样一些好同学的友谊，伴我渡过了那个孤苦的年代。

    转眼到了1970年初，稀里糊涂的我们就中学毕业了。学校不上课了，同学们也一下子不知道散到哪里去了，寝室里的同学也走光了，又剩下了我一个人在学校里闲逛。那种空虚和孤单，都快把我逼疯了。在学校晃了两个月，也没有人来管我，我便瞒着父母，自作主张把户口从长沙迁到沅江千山红农场。这一迁出，我的户口就再也没有回到长沙了。而本来应该有三年学习时间的初中，我在学校混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被打发出校门。恐怕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我们这一批的初中毕业生是最名不符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