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乎|出生年月日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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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月日之谜

乐乎

    按说每个人对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是最清楚最有发言权的，而我却时常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若有人问，猛地一下子我还说不清到底出生在何年何月何日。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是因为我的出生年月日改过四次，每次都不同，酸甜苦辣，一言难尽。

    这捉摸不定的出生年月日，让我在拍拖时吃尽苦头，指天画地赌毒咒才过关。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未婚妻和我妹妹聊天时，发现妹妹的年龄竟比我这哥哥还“大”，乃惊问怎么回事，你到底是妹妹还是姐姐？这事还惊动了未来的岳母娘，见状不妙，赶紧老实交代真实年龄。但事情并未因此了结，因我在农村日晒雨淋那么多年，皮肤粗糙，招工后又在翻砂车间干粗活，烟熏火燎的，人显得老气，老婆说我肯定40岁出头哒，在乡里只怕还离过婚，少报年龄欺骗她。实际上我只大她六岁多点，老婆不相信我的说法，连忙到人事科去核实，证实我的年龄真的比妹妹的还小，我只好将出生年月日的阴差阳错和苦衷告诉她，获得她的谅解才重归于好。

    人的年龄决不会无缘无故地“改”，更不会无缘无故地“一改再改”。我的出生年月日改过四次，每次都是有原因的。第一次不但改了出生年月日，就连姓名也改了，为的是冒名顶替拖板车。这一次改动没有什么后遗症，不拖板车就冇事哒。

    第二次改是1976年招工，工厂要招一批25岁以下的知青。我那时已年届27，不符合厂方的条件，何况还出身反革命家庭，更加冇得指望。不过公社经与厂方协商，同意招些出身不好的适龄知青进厂当普工。公社邓秘书将这个特大喜讯告诉我，并说在填表时将年龄改小几岁就是。

    填表时，邓秘书问我改小几岁，我说改两岁够了吧，邓说索性改三岁，年龄小，到厂里说不定还有培养提拔机会哩。他又问出生日期怎么改，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10月10日。”

    招工到厂后，沉浸在新生活的喜悦中，但夜深人静之际，想起改年龄的事，尤其是将出生的日期改为“双十节”的事，越想越后怕，连脊梁骨都渗出阵阵凉意。万一追查起来，一年365天，不选“五一”、“七一”、“十一”，偏偏挑个“双十节”来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用心何其险恶也！这不是明摆着“妄想国民党蒋介石反攻大陆，复辟万恶的资本主义”吗？这罪名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呀。

    赶紧找到人事科的魏科长，说出生的日子搞错了，笔误，应是10月9日，请组织改过来为盼。魏科长善解人意，二话不说，指示科员办理。直至今日，我的身份证上的出生日仍是10月9日，而实际上应是7月29日。

    出生年月日改了，风平浪静的，对工作和生活倒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但也没带来什么好处，迟几年退休罢了。谁知80年代初，上面来了一条政策，那就是知青下乡算工龄。当年的工龄可吃香啦，分房，涨工资，看病住院，工龄都起大作用，比人家多0.1分可能就意味着涨一级工资或先分到住房。我算了一下，车间除了1958年前后进厂的几个老工人以外，我的工龄是最长的，不免洋洋得意，以老前辈自居。有明白人提醒我说：“按你的工龄算起来，那你不到13岁就下乡了，怎么可能呀。”

    我心里暗暗叫苦，确实，按工龄计算，我不到13岁就上山下乡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年龄还得设法改回去，不然如何自圆其说。可是怎么自圆其说呢，冥思苦想，如何解决这道大难题，一下还没理出个头绪出来。

    不久，调整工龄的通知来了，我一看，傻了眼，我的工龄居然是从1969年元月算起，1965年已下放江永的那一段“光荣历史”被抹杀得一干二净。这还了得！整整四年工龄呀，难道这些年的辛勤劳动白干了，到头来如泥牛入海，连痕迹也没有。到人事科查询，档案中真的冇得我下放江永的资料，简直就是无头公案，怎么会有如此疏漏，不可思议。

    想来想去，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最初我转点不是转到安乡而是转回广东老家的。人未回老家，户口及档案已先期寄走了，后来改变主意转点安乡，户口退回但档案却没同时退回。所谓档案可能也就是一两张表格而已，我也没在意，没想到关键时刻这几张纸还有这么大的威力和作用。

    于是又请母校开证明，又到区劳动局查历史档案，又找教育局盖章，几经周折，好不容易确认我于1965年下乡的历史事实，为符合逻辑，我也承认了改动年龄的事，并将年龄改大了两岁，为什么只改大两岁而不是一步到位，实事求是改回正确的年龄呢，现在也说不清楚，可能是潜意识的逆反心理作怪吧。

    现在也还有改年龄的，年龄改小多半是为了升官或婚姻的需要，而年龄改大呢，大多是为了提前退休或让子女顶职，像我和一些知青这样为了进工厂干苦力而改年龄的事，恐怕早已绝迹了。如今只要有劳力，做得就行，大几岁小几岁又有什么关系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