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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三|改变命运的两场篮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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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1 20:22: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改变命运的两场篮球比赛

张老三


    1970年,已是我们下放到华容的第二个年头。华容县属于血吸虫疫区,不少知青感染了血吸虫病。4月底的一天,我和阎家禄同学第一次去县城检查血吸虫病,拿到化验结果后,都为自己没有被血吸虫感染而庆幸,便在街上溜达起来。我们不知不觉走到了县城最热闹的十字街口,看到一个老师模样的中年人在张贴海报。走近一瞧,原来县城正在组织篮球比赛。县城也有篮球队?身为在学校天天不离球的校篮球队员,下乡来已经有一年多没摸过球了,多么想打场篮球啊!我便壮着胆子问道:“我们是长沙下放的知识青年,喜欢打球,可不可以参加比赛?”话一出口,自己也觉得很唐突,与他素不相识,他会答应吗?他从上到下将我打量一番,看到是个高个子,便很爽快地答道“可以!可以!”并约定第二天下午五点在县城大操场与县城关篮球队比赛。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名叫谢旭光,当时是县革委会的文体专干。
    当天我没有回生产队,给另一个公社的康剑平同学写了一封短信,讲我在县城已约好一场篮球赛,请他召集几个会打球的同学明天来县城。阎家禄拿着这封“鸡毛信”当天下午翻山越岭找到了康剑平。康剑平也喜出望外,赶紧联系了另几位同学。第二天中午,他带着原长沙二中的同学黄端午、高宜俊、林卫平、李伦贵和原长沙三中的同学高南平从40公里外的生产队风尘仆仆地赶到县城与我会合,六个同学一见面,高兴的劲头不亚于读书时去参加正规比赛。
    知青临时球队的人是邀齐了,休息吃饭却成了大问题。正好有个已招工的知青彭石宏同学就在县机械厂,那里便成了我们的临时驻地。豪爽热情的彭石宏将我们作为亲兄弟款待,用木提桶从工厂食堂打饭,用脸盆盛菜,虽然没有大鱼大肉,大家照样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吃了中餐又吃晚餐,足足吃掉了当学徒工的彭石宏一个星期的饭菜票。很多年后,我们提起那两餐不平常的饭菜,都还感叹不已,那可真是雪中送炭!
    下午五点我们准时赶到县城大操场,出乎意料的火爆场面令我们大吃一惊。操场非常开阔,相当于长沙当时的东风广场,四周是草地,中间一个水泥篮球场,球场四周早已里三层、外三层地站满了人,大人喊,小孩叫,好不热闹。
    比赛一开始,我们知青球队的气势就占了上风,比分一路领先,观众们都不断为我们助威、鼓掌。其实,我们也并非高手,只是在学校里受过训练,动作的规范性和观赏性稍强一点,身体素质也好一些,跳起来双手都可以摸到篮筐。知青球队的这些特点让小城的球迷们大开眼界,他们的兴奋程度不亚于我们今天看刘翔跨栏。县城关队的特点是投篮准,一个被队友称呼“国伢子”的队员显然是华容的“球星”,几乎出手就是篮,对我们构成了很大威胁。
    比赛进行得很激烈,我们也打得很艰苦,毕竟很久没有摸过球了,而且没有配合训练,再加上身体疲劳,对方的比分渐渐赶了上来,但我们还是一直保持了领先几分的优势。比赛也不知进行了多久,直到天色暗到有点看不清了,我们倒输了一分球才告结束。当我们懊丧地退出球场时,天已经黑了,但很多观众仍然没有散去,一直在议论着什么。
    满怀信心赢球的我们不但因输掉一分而沮丧,而且被更现实的问题所困扰:晚上到哪里去睡觉?彭石宏同学住在单身宿舍,不可能睡下这么多人,何况我们已经吃掉了他一个星期的粮食,也不好再为难他。幸亏“国伢子”看出了我们的困境,大声吆喝队员“一家带一个知青,管吃管住”。“球星”的号召力果然巨大,我们的心情一下子又好了起来。第二天我们再集合的时候,每个人都讲昨天晚上吃了肉、喝了酒,受到了贵宾礼遇。     
    因为比赛引起的轰动效应,第二天谢旭光老师又安排了我们一场比赛,时间仍然是下午五点,对手则是更厉害的县联队。我们既紧张又兴奋,议论着如何打好第二场比赛。大家凑钱吃了中饭。吃饭时竟意外发现县城很多人在议论昨晚那场比赛,而且不少人在为知青球队打抱不平,都说是裁判帮了城关队的忙。因为比赛最后五分钟实际打了十多分钟,硬是拖到城关队赢了一分才吹哨结束。
    第二场比赛看的人更多,真可谓人山人海。外围的人还搬来桌子椅子站上去看。双方队员开始练球、准备比赛,但练了好长一段时间总不见裁判出场。观众也等不耐烦了,抱怨声此起彼伏。直到五点半左右,谢旭光老师才匆忙跑来跟我们说:“球赛不比了,昨天的比赛惊动了杨政委。杨政委指示:‘现在正是插秧大忙的时候,知识青年不搞农忙,到县城来打什么球?不准再比赛了。’”原来是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杨震山发了禁令,那时候军代表的话谁敢违背?谢老师只好宣布球赛取消。但上千观众却纹丝不动,有些大胆的还高声喊叫:“知识青年打这场球也是明天回去插秧,不打这场球也是明天回去插秧,让他们打球!”眼看观众情绪难以控制,我们也进退两难,有个年轻人突然跑出人群,直奔县革命委员会去了。
    不一会儿,这个年轻人引来一伙干部模样的人,簇拥着一位个子不高、满脸威严的军人,有人说他就是杨政委。人群自动让出一条路来。杨政委一直走到篮球场中间,双手拿起了中线上那只篮球。全场上千名观众鸦雀无声,谢老师更是茫然失措,只准备挨训了!没想到杨政委把球往上一抛,投了一个篮,然后对我们说:“你们比赛,我来看!”全场观众顿时一片欢呼,立刻有人找来一把小凳子让杨政委坐着,他自始至终看完了比赛后,才和我们几个知青球员一一握手告别。
    这场比赛更加激烈,同样打到天黑才结束,知青球队虽然又输了两分,但我们却很高兴,因为大家尽力了,更主要的是被县城居民的纯朴、善良和热情所感动。那场球打下来,大家对于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外来者,不知道给了多少热烈的掌声。
    第三天,喧哗已过,一切归于平静,我们又该面对现实了。大家怎么凑也凑不满回去的车票钱,只好赶早步行回生产队。从县城到我们生产队有40来公里,我们一边快步赶路,一边议论着这两场比赛,满腔兴奋抑制了饥饿和疲惫,下午还真是赶上了出工插秧。
    那两场比赛我们来去无踪影,谁也没有留下姓名地址,县城的人也只知道打球的是几个长沙知识青年。据说后来杨政委还几次在县里的知青工作会议上讲长沙知识青年球打得好,并问是哪个公社的,但每次都无人答得上来。我们自己继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出了一向农业工之后,对那两场球赛也渐渐淡忘了。
    不料当年10月,也是我们下放快满两年时,有一天,我正在生产队出工,只见对面山坡上跑下来一个人,还隔好远就欣喜若狂地高喊“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原来是上次一起在县城打球的高南平。他路过公社时,突然被公社干部喊住,开始还吓一惊,后来才知道县里正在找我们。当年岳阳地区要开运动会,这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运动会,各县都要组织篮球队,杨政委指示“一定要找到在县城打球的几个知识青年”。公社干部看到高南平个子高,就问是否认识“打球的几个知识青年”?就这样,杨政委的指示终于被那位公社干部所落实。几天以后,我们那次打球的5个人被召集到了县城,篮球队教练就是那位贴海报的谢旭光老师。
    有饱饭吃了,有球打了,我们都很高兴,心里还暗暗想到说不定还可以招工到县城。谢老师非常信任我,要我开出知青球员的名单,我趁机大帮同学们的忙,名单开了一大串,都被他一个不少地通知到县城来集训,至少让大家吃了几天饱饭。更巧的是我们的领队就是那位跑出去引来杨政委的年轻人蔡大容,当时是革委会的普通干部,后来担任了县科委主任。在那个年代,他能跑去找全县的最高掌权者,请求他改变指示,确实是需要一定胆量的。杨政委先指示不让知青打球,后来又改变指示,并亲临现场一直看完比赛,事后又一再指示寻找这些知识青年,也是难能可贵的。杨政委后来到岳阳军分区当了副政委。
    当年的岳阳地区运动会,在40个队的男篮比赛中,我们华容队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通过那次运动会,我还被选入地区篮球队,安排到岳阳一个工厂当了工人。第二年县队加强训练,又因为神投手“国伢子”的加入,华容队打了岳阳地区第一名。参加过县球队的男女知青,也大都招工到了县里的工厂,最后都陆续转回长沙工作。其中康剑平成了一名体育高级教师,王端午成了某设计院的总工程师,高南平成了政府官员,大家都事业有成。
    两场篮球比赛改变了我们一些人的人生轨迹,但我深深懂得,真正促成这种改变的,并不只是我们的球艺,而是华容县城居民的热忱,还有谢旭光、蔡大容以及杨政委他们在那个年代里能表现出来的宽容。当年的在场观众和谢老师他们可能早已忘记那两场球赛,但我们却刻骨铭心。1989年,我到湖北出差路过华容,曾专程去寻找县城的大操场和篮球场,可惜找不到了,大操场已经开发成房地产,布满了房屋,整个县城已无一块空地。心中最美好的地方虽已消失,但由那里产生的最美好的回忆却永远珍藏在我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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