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林过客|守望命运

我们的故事

守望命运

枫林过客

    题记：于宇宙，人是一粒微尘；于社会，人的命运如沧海一粟。一个人跋涉在人生，有时仿若浮泅在激流险滩中挣扎：强悍者以其非凡的勇气和强健的体魄将惊涛恶浪粉碎在沙滩，然后得以自救，谓之“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羸弱者则大都并无先天的身体优势，唯剩的便是惊人的意志和耐力，用自己的生命与时间作殊死的周旋，命运或许也有转机。本文中，我所代为记录的李莉，她的命运便属于后者。在体味到这位女性那起伏跌宕的人生况味后，我拿起了手中这支并不犀利的笔……

一

    1963年9月的一天。已经是秋天了，恰如羞涩处子的秋风，一声不响地潜入了这个城市。那是个黄昏，市十四中校园内人迹寥寥，已经有些凉意的秋风从法国梧桐枝叶间掠过，几片梧桐叶旋转着在白石子铺就的路上追逐、嬉戏。闻讯赶来的蒋伴着我走在这条通往校门的路上。我低头沉默着，眼睛迷蒙而无神。蒋只是在轻声而不断地安慰我，要我再坚持复习一年，会有机会考取大学的。脸上呈现的是焦急和同情的神色。见我不做声，更是一再问我“李莉，你没事吧，没事吧？”我知道自己当时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因为他在看我的时候，那神情就像对一个濒危的病人殷殷地嘱咐着什么。蒋对我的关心让我心生感激，但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大学梦已经彻底破碎了，我曾经上百次地疏理过自己的思想：这次不是没有考好，而是考得非常好，只是冥冥中感觉有只大手在拼命地拽着我，将我向深不可测的深渊拖去，我没有力量抗拒这只大手！

    此刻，我的内心绝望到了顶点，连死的心都有！

    蒋从大学毕业后来十四中执教，年轻英俊，课讲得生动，颇受同学们的爱戴。他虽不是我的班主任，但他对我应该是有些了解的。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因为哥哥的肾病，因为家里拮据得几近家徒四壁，因此自入中学以来，我发奋学习，从不懈怠，我的所有科目的成绩都在95分以上，无论班级、年级的排名都在前三甲以内。同时，在学校里，无论是公益活动还是义务劳动，我总是积极踊跃地参与。而且，从小酷爱文学的我，写下了很多散文诗歌并不时见诸于校刊，得到了同学和老师的交口称赞，他们纷纷称我为“才女”。应该说，面对无数当面或背后的赞誉，我那颗女孩子的虚荣之心得到了满足。我常常在憧憬着我的大学之梦，有好几次到熟悉的老师那里借阅中国名校的资料，我的内心甚至狂妄地认定北大中文系非我莫属！看得出蒋很喜欢我，除在平日里不厌其烦地辅导我之外，有时还关心地问起我的家人和家庭。临毕业这个学期，他知道我家经济情况不好，主动向学校反映，为我申请了一份助学金。当我将这一意外的惊喜告诉母亲时，母亲流泪了，嘴里喃喃地只念着一句话：“蒋老师，好人啦！”

    高考过后，我看到许多昔日要好的同学纷纷收到“xx大学录取通知”时的那种欢呼雀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惟独不见邮递员跨入我的家门。我焦虑、怀疑。直至今天学校正式通知“未录取生”开会，我才完全明白了：真的，有一只大手在拽我入地狱！为什么啊，在众人眼里“品学兼优”的我，竟然会被“不予录取”四字所打发。我无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严酷事实，不啻如遭五雷轰顶！

    不是说十七八岁的少女时代正是有着灿若锦锈的怀想吗，不是说这种年岁如正鸣笛启航驰向大海的航船？此刻，我却全然没有这种感觉，只感觉到寒冷，一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彻骨之寒。与蒋的那一次分别，竟然是我与学生时代的缘分从此天各一方的那刻。更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我从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便正式开始了自己人生的苦难之旅。

二

    就在我猝遇人生的第一个波涛之后，我的哥哥病倒了，得的是那种令人谈虎色变的大病：尿毒症。为了挽救他年轻的生命，父母终日奔波在单位与亲友之间筹措费用，总算将哥哥送进了医院。全家六口人，父母、哥哥、两个年幼的妹妹和我，所有的经济来源只能靠父母微薄的工资。这段时期，父母终日疲于奔波在单位——家庭两点一线上。而我，一边在医院照顾哥哥的起居，一边仍在为自己不变的大学梦想作着幼稚而徒劳的努力。生活就在这平淡而苦涩的体味中从眼前慢慢滑过。

    然而转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过一般官员的父亲，终于栽倒在那场疾风暴雨般的“四清”运动中。当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不吃不喝，一言不发地躺在床上蒙着被子只是睡觉，母亲终于大哭了起来：“这何事搞？我崽死定了！”我明白过来后内心也感到了一种恐慌：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被开除了公职，家里的顶梁柱倒了！

    生活中的厄运总是结伴而行。就在父亲被单位开除不久，母亲单位也以种种理由停止了垫付哥哥住院的医药费，尚在重病中的哥哥被迫离开医院。家里原本有三间房，其中两间必须交给母亲厂里使用，给厂里为哥哥住院垫付费用的“还债”（欠的医药费共有两千元，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而全家六口人只能挤在一间20平米的房间里生活。

    紧接着，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来了。显然，我这样的家庭应是理所当然的动员对象。而另外一件事的发生则更是让我家在劫难逃。前面说的那两间房子被居委会某干部看中了，他三番五次到我家，要母亲将那两间房变更给他。鉴于这两间房正抵押给厂里在“还债”，母亲还得依靠厂里那点微薄的工资支撑全家的生活，厂里可是万万不可得罪的，因而别无选择地拒绝了那干部的要求。这“某干部”悻悻回去后便立刻有了“反应”。以后的日子，一些不速之客便纷至沓来上门动员我下乡，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无休无止地轮番“轰炸”、软硬兼施。父亲已没有了工作且身体不好，哥哥罹患重症，家里惟有母亲在跑上跑下孤掌难鸣，作为长女的我实在难以贸然离开家庭，这事显然让母亲感到很犹疑。一天，母亲拉着我到居委会求情，恳请居委会看在我家庭情况的特殊，让我缓缓日子再下去。当时，这“某干部”正端着一杯茶在看报纸，明明是看到了我们来了却佯装不知，悠哉游哉地在嚼瓜子儿。我们呆在旁许久，才见他慢腾腾地说：“谁破坏‘上山下乡’，谁就是反革命！”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们噎住了话头。母亲语无伦次地说：“她爸爸没工作、哥哥又病了……求求你了！”只听到他声色俱厉地一声断喝：“没什么好讲的，李莉不下乡，父亲解回原籍！”他算是拿到了我家的“软肋”，母亲顿时沉默下来。看着母亲睁着的一双无助的眼睛，泪水一下就蒙住了我的双眼。我至今记得他那刀削的瘦脸，恨死了他。

    为了父亲，我不得不走。1965年11月我下到了郴县华塘农场。

三

    应该说，在经历了那么多充满阴霾的日子后，在华塘最初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一种集体生活的温馨。场部的干部和知青伙伴们看我身体虚弱，有意识地照顾我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我也利用自己字写得好的特点，额外承担了一些户外标语的书写工作。那时候，阳光开始一点一点地渗入我的内心，我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

    然而，凛冽的文革风刮到了华塘农场。几乎是一夜之间，农舍、大门都刷满了“打倒xxx！”的大字报。农场内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平时要好的伙伴之间的聊天、调侃也逐渐消失了。面对此情此景，性格上的懦弱，与生俱来的家庭包袱早让我噤若寒蝉，但是，我又不能远离一隅使自己成为孤零零的“靶子”，只能随波逐流于“运动”。我常常忧虑地看着农场里昔日亲密无间的伙伴一下就分成观点绝然相反的两派，看着他们激烈地辩论、粗痞地呵斥、甚至大打出手，心里只是害怕，惟恐哪天大祸临头。家里来信告诉我，为给哥哥看病，已经搞得“家空业尽，只剩下两张空床了……”家里已完全无能力为尿毒症晚期的哥哥看病了，妈妈继续伤心地写道：“你们兄妹恐怕只有等来生见面了……”本来终日处于动荡中的我，读着这封信，早已是泪流满面，怕被其他人看到，急忙躲到猪舍后面大哭了一场。

    没几天，哥哥去世了。事后我才知道，街道上那位“某干部”终究将我们全家、包括处于昏迷状况中的哥哥赶出了家，让我们住到了一间简陋破烂、阴暗发霉得即便在当时也是难得一见的“房子”。这是一间四面透风、没有电灯、白天也必须点煤油灯的所在，我那可怜的哥哥正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妈妈的电报：哥已病故，速归，让我从两派纷争的农场迅速脱身，星夜赶回长沙。到家的时候，看着家里凄惨的一幕，看着又多了很多皱纹、神情凄楚的父母，不禁悲从中来，抱着母亲大哭了一场。

    那个冬天很寒冷，我们全家五口人如同在冰窟中度过了一年一岁的春节。农场不时传来一些不好的消息，因为身在长沙，庆幸自己没有亲眼目睹平时熟悉的何季康、卢临陵等同学被残酷吊打的情景。在我清澈的眼眸里，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充满友善和同情的，虽说文革时打人捆人的情形时有所闻，但真正发生在熟悉的亲友中如此惨烈的事情仍然让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郴县华塘农场位于湘中一隅，农场职工均为省内各大小城市的下放青年。据说该农场是当时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的“点”，我在农场劳动时，曾看见过王震和王延春来农场视察的情景。文革前的农场由国家向每人配有粮食和少量资金，再加上职工们组织耕耘和种植，物质生活上还是过得不错。文革开始后不久，王延春书记被打倒，农场即被株连成“资本主义走资派的黑试验点”而停发粮食资金。一下子，全农场几百职工成了“冇娘崽”，云散四方，各安天命。不久，农场建制取消，农场被彻底解散了。

四

    我无法用言语来叙述在那段农场解散后等待的日子里，一位20岁的姑娘亲眼目睹着家庭的变故、经历着朝不保夕的动荡日子的那种心情。看着有门路的伙伴一个个离我而去，已成形单影只。大路朝天，魂归何处？我感受着一种苦闷和茫然。好几次与母亲商量想找一个“转点”的地方，但一直杳无信息。

    在寂寞的等待中，邮递员给我送来了喜讯，“转点”的事办妥了。原来，母亲为我这事伤透了脑筋，千拜托万拜托一切可以帮忙的亲友，不知碰了多少壁，终于访到了一位靠近长沙农村的亲戚，为我找到了一个可以“重新插队”的所在：长沙县黄花公社龙井大队。但对方却提出一个甚为苛刻的条件：并不富裕的当地规定身为女性的我，不能在队上出工，不能“享受”一切可能分到的物质，包括赖以生存的口粮。也就是说，我只能是“影子”落户在龙井大队，至于我这实质性的人其生死则与对方无涉。即便是“影子”落户，其过程也是一波三折的，从遥远的湘中农场迁到靠近城市的“富庶”地方，在当时很多人来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而我却如今天买彩票那样中了“头彩”，这不是我的好运来了吗？我没有研究过中国的户口制度，在那样的年代里有种“户口即是一个人的生命”的说法流传甚广。时至今日，人们会认为这是一出荒诞剧，但在当时我收到龙井大队一纸“户口接受证”时，却让我喜极而泣。

    就在我为自己的“影子”找到落脚点，沉浸在一种喜悦与庆幸的时候，前面所讲到的那位“某干部”因图谋我家那两间房子未遂，利用当时社会上兴起的一种“遣送二十一种人回原籍”的风潮，上下串通，首先拿我家开刀——全家遣送原籍冷水江连溪桥。

    作为长女，十分明了家中的境况：垂垂老矣的父母、两个妹妹尚幼（小的还不足12岁），且身体病弱，陡然送回人地两生的原籍，不说头戴“四类分子”帽子会否遭人冷漠欺凌，以他们从未搞过体力劳动的身子又如何养得活自己？锋刀霜剑，情何以堪！

    在彻夜难眠的转辗中，我冥思苦想着自己怎样做才能为父母稍为缓解压力。我忽然想起父亲一位原单位的同事曾向父亲提过，他有一个外甥在长沙近郊跳马公社，那里单价高，生活相对富裕，让小莉嫁给他，让她去学油漆手艺，对你家庭会有帮助。如醍醐灌顶，我什么都顾不得了，一跳下床就将母亲摇醒，在母亲惊疑的眼光下，我不管不顾、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嘴里神经质地嚷嚷道：我要嫁到跳马去！

    很多年以后，有当年的高中同学对曾有才女之称、对生活有美好憧憬的我，竟然会“下嫁”一位近乎文盲的男人心存质疑。然而，我无言。

五

    那年的12月26日，全国在普天同庆一个伟人的生日；而我却在百感交集中迎来两件大事：一是我在跳马的“新婚大喜”之日，一是我的全家被遣送回乡之时。我每每在忆及这一天的时候，总止不住泪水长流，脑子里幻化出母亲当时那悲哀的场景：为了给自己的爱女送亲，苦苦哀求街道干部允许推迟一天行期，但被横蛮的那“某干部”无情地拒绝了，说是“你们还有什么资格提什么要求？有汽车送就不错了。”在母亲转身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她伤心的眼睛里渗满了泪花，我蓦地想起前一个夜晚母亲含泪说的一番话：“莉莉，你的牺牲太大了，妈妈对不住你，一辈子会内疚的。干脆，我们要死就死在一起……”
    望着渐行渐远的汽车，我失声痛哭起来。旁边站着的一位陌生男人即已扯结婚证的未来的丈夫死命拽着我，让我动弹不得。

    送走父母，在去男家的途中，我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陪伴我的是母亲一位要好的同乡，她是受母亲之嘱代表我的父母送亲。

    我嫁给了一个陌生人，为了父母为了两个妹妹，我以为自己的“卖身”之举会对他们多少有所帮助。应该说，经过以后的一段日子，这个成了我丈夫的陌生人虽无文化，性格也犟，心地却还善良，这是后话。但我的新婚之夜却像是一出闹剧：乡村的陋习、粗俗的村民，平时没什么娱乐生活，好不容易逮到谁的“大喜之日”，自然也就是他们大喜大乐的日子。“闹新房”、“三天不分大小”是他们最拿手的节目，“夫妻对拜”、“吃棒糖”、“打锵锵”等近乎色情的闹法让我无所适从，欲哭无泪，直到我几次恳求丈夫与他们说说“放我一马！”这帮人好歹才鸣金收兵。

    其实，我哪有心情来逗什么乐子？所谓的新婚之夜只是我心中永远的伤痛，我的一切痛苦和悲哀被一种神圣的“回报父母”的光环所笼罩，我是在咬着牙翻越悬崖峭壁。

    春节过后，我就催着丈夫履行自己的诺言：送我去学油漆手艺。坦率地说，时至今日我仍无法原谅自己结婚的功利性，但父母、妹妹在水深火热煎熬的情景时刻在我的眼前晃动，我必须早一天赚到钱，拉他们一把。然而，当我们找到当时答应得好好的那位油漆师傅时，他却突然变卦了，他说身体不好不再收徒弟了。万般无奈之下，经四处求爷爷拜奶奶，到长沙油漆厂当了一个自带伙食的油漆学徒。

    我知道，懒惰对一个濒临绝境的人来说无疑是死亡的催化剂。因此，我比旁人更要付出双倍的体力，勤动勤做、勤看勤学，格外留意各种工艺流程，从刮底子、上底漆到刷面漆，始终注视着师傅的各种手法，惟恐遗漏。所以，我做的油漆功夫总做得很好，不像是一个学徒做的。我的学习态度和技术得到了师傅们一致的称赞。才学两个月，我就能在师傅的指导下完成一些重要的油漆项目。常言：事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有文化，更有与生活厄运“决死一战”的精神，有什么事能够难得住我？！

六

    家里经济的窘迫让我改变了在油漆厂先扎实学半年的想法。

    被遣送到冷水江的父母来信说：当地看到他们年老多病，没有劳动力，是生产队的累赘，同意出证明让父母回城办复职的手续。至于说父母能否等到“新政策”出台，这要看命，这终算是个好消息！然而，先前本就不多的“安置费”已所剩无几，而生产队也不再管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样，全家的生活成了大问题。学了两个多月油漆的我必须提前“出师”挣钱！于是，我将自己的情况委婉地告知厂方，得到了负责人的同情。于是，自己将自己“速成出师”了。从那以后，我开始了浪迹天涯的“上门功夫”生涯。调和漆、建筑漆，哪怕是国漆，全做；建筑门窗、单位业务、家具油漆，一个也不放过。我辗转于城乡之间，穿梭于万家灯火，成了一个地道的手艺人。

    在我吃“百家饭”的经历中，虽碰到过一些委琐之徒和一些不愉快的事，但那些心存善良且富有同情心的人给了我很多帮助，至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记得有次，我在一位大学院校瞿老师家做家具油漆，她看我不偷工减料、做事认真，又看到我写的字很漂亮，觉得我这么一位有文化的年轻姑娘，这么东游西荡地，实在可惜了。特别是当她了解到我的身世后，不禁更是唏嘘有声，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做好她家的油漆后，她除死命塞给我不菲的工钱外，还给我介绍了一件工资较高的国漆业务。虽然我对国漆严重过敏，对该漆性也不很熟悉，但当时毫不含糊地便应承下来了，我请她放心。走笔至此，我不知道那位善良的瞿老师是否还活着，我忠诚地祈祷她及其家人健康长寿，感谢她在我苦难的岁月中给予的帮助！再说业务接下来后，母亲很担心怕搞砸，又担心我的身体，劝我放弃。我笑着安慰她老人家，我心里有底。技术上，不熟练我可以找原来的师傅虚心请教；漆毒，我只能硬扛着，只要能解决家里一点点困难也认了。半个月的挑灯夜战、加班加点，油漆项目全部完成了，甲方验收后对油漆质量非常满意，尽管此刻我被漆毒熏得脸肿如判官钟馗，两眼肿成一条眯缝，但我仍然感到了一种欣慰：我拿到了一笔“救命钱”。亲爱的父母，你们现在可以放松一下了！

七

    一个细雨连绵的潮湿四月天里，我正在家里整理油漆工具，准备外出承揽业务。家里来了两个从城里来支农的学生，是队里分到我家住宿的。晚餐时，大家围桌而坐，从这两个闲谈的学生嘴里，我竟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蒋xx。这蒋老师正是这次支农的带队老师。仿佛一根木棒在我头上重重一击，我懵了！这已镌刻于心灵深处的名字像一把利刃开始在心里搅动，那久远的回忆便如深藏于潭底的鱼儿活蹦乱跳一下跃出了水面，毕业时校门口的分手，他陪伴我走完校园白石子路的情景一下清晰地闪回在脑际。本已被生活重压麻木得已然平静了的心境一下掀起了狂澜。在饭桌上已难以自持的我，赶快起身朝屋外的厕所跑去。进去后，我惟恐哭声惊动外面的人，紧捂着嘴，泪下如泉，哭得弯着腰蹲了下去。

    本文开首提到的蒋，因为也是我心中一道伤痕，原本不愿详写。我想，这也是一种经历，写出自己的心曲来心里也许会舒畅些。

    我高中毕业的前一年下半期，我们班来了三个省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是来实习的，其中一人便是蒋。热爱文学爱好写作的我经常在校刊上发表的散文诗歌很快被蒋所注意，而且在当时教语文的罗老师的交口称赞之下，蒋主动约我谈话。平素对男女交往并不怎么热乎的我，发现眼前的蒋风度飘逸，谈吐妙趣横生，顿时也对他也产生了好感。后来，他不止一次地邀了很多女同学到他家做客，拿出自己的画作和摄影给大家观赏，当场引起了女生一片惊叹。我们是个女校，这位风度翩翩的实习老师成了我们女生眼中的白马王子。临走时，他送我一本《世界文化名人画册》、一本带插图的笔记本，一盒咖啡茶。他在笔记本的扉页上书有十六个潇洒奔放的字：“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与李莉同学共勉。”我默默地接受了他的礼物，却分明感到蒋对我的格外垂青，少女的心里一下掀起了涟漪……

    从此以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给我写了信，鼓励我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应该说，当时我与蒋的交往仅是“发乎情，止乎礼”，并没有什么越轨的事情发生。然而，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一天我班的班主任缪老师到我家家访，此时邮递员送来了蒋寄给我的一封信。一向颇有政治警觉性的缪居然在没征得我和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当场将信拆开，阅读完一脸铁青地拂袖而去，并且，将信拿到了学校。至今，40年过去了，我对这封据说影响了我一生的信的内容一无所知。然而，次日的学校大会上，校长当着近千名学生的面，断章取义地宣读了信中的几句话，破口大骂蒋为“人民教师的败类”，勾引女学生云云。这时，全场师生的目光齐刷刷地指向了我，如一把把利剑！我敢断定蒋的信一定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但在当时我又羞又气，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值得庆幸的是，在那政治空气严酷的日子里，蒋并未因这封信而受处分，他仍然被分到了长沙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教书。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一晃六年过去了，我从蒋的视线中“蒸发”了，命运真是恶作剧，在这尴尬的时刻、尴尬的地点，我们竟会以这种方式相逢！我整理好后自己走出来，我就暗下决心：“必须埋葬过去，永不见蒋！”倘若蒋有幸能读到这篇文章，我愿向他道声“对不起！”

    我进屋后与丈夫说了一声，说是油漆厂有项业务在等，急急地收拾好东西，在丈夫惊疑的目光注视下，箭也似地走了。

    接下来，故事发展的戏剧性会让读者怀疑我在写小说。事实上，生活中真有那样的巧合：就在我离家后的当晚，蒋到我家来检查那二位学生的起居，一下瞥见了挂在墙上的照片，蒋认出了我。一问我的丈夫，更加断定是我。蒋对我丈夫说：“我是李莉的老师，几年不见了，想看看她！”我丈夫也是热诚之人，马上应诺第二天去找我。

    当丈夫兴冲冲地找到我告之蒋的事，顷刻，我的心中涌动着万丈波涛，但自己的此情此景又有何颜面见蒋呢？我强忍内心酸楚，以业务太忙坚决拒绝了见蒋。当丈夫走后，我根本没心思做事，一身工作服就躺倒在工棚内简陋的竹板床上，蒙着被单，任凭泪水在脸上肆虐，哭老天的不公，哭自己命运的多舛。

八

    岁月跌宕，我苦守着上天垂顾我的那一天。

    上世纪的70年代初，我终于迎来了家庭中的第一位“被解放者”，母亲复职回到了长沙。接着，世事纷呈，眼花缭乱：“四人帮”倒台、中国政治格局的大改变、“新时期”的来临……

父亲也获得了新生，两个妹妹也长大了。

    为着生命的延续，为着亲情的维系，为着体验自己的生命价值，我如兽在深山荒野中跋涉，时刻保持着兽样的警惕，时刻准备着向来敌进击，也时有吮吸着自己受伤血痕的时候。如今，我老了，儿女们已经长大成人。我的前半生是苦难的，我不希望儿女们重蹈覆辙，但我希望他们有经受生活磨难的能力，有勇于超越苦难的勇气。今年九月中旬，我参加了下放郴县华塘农场40周年纪念活动。与近百名老知青重访当年下放的农场，见到了很多熟悉的人，见到了自己居住的农舍。而我当年用隶书写就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辨。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禁潸然泪下。

    很喜欢苏东坡的两句诗：“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道出的是书生的无奈也道出了洞穿的世事，而我更能感受到的是那份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因为它重现了自己的生命现场，暗示了一种孤独与坚韧。有些人会认为过于消极，甚至有“高调者”不会接受它。我却认为东坡的诗其实犀利：人生不过镜花水月，谁是胜者谁是败寇，没有标准的尺度。尊重自己的生命，你便是王者。始终有耐性守望命运，你也是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