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下靖县
寨牙老团
1968年下半年,曾经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走到了尽头,虽然还有人满怀豪情地继续“捍卫”和“打倒”,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明火执仗的“打砸抢抄”渐渐平息;腥风血雨的武斗已经停止;部队进驻了,工宣队也来了,“复课闹革命”喊了很久,只是干打雷,不下雨。 就在这时候,有一种说法在流传,没有报刊广播的宣传报道,也没有大字报大辩论推波助澜,仿佛在不引人注意地进行发展,那就是——到农村去。 我一直是在学校寄宿的,“文化革命”中也很少离校。大概有人缘吧,一些低年级的同学纷纷挤到我住的那个寝室来。他们家庭出身各异,也曾经参加不同的群众组织,但是在我这里不论出身,不谈观点,大家亲如兄弟,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 我听到这个说法时有点出乎意料。有一天,几个小同学告诉我,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还说有一些同学自愿要求到农村去,要我一起去“扎根农村干革命”。我听后不以为然。因为我在1964年初中毕业时,看到过一些熟悉的同学下放去了江永,和其中的一些同学在后来还有联系,知道上山下乡是什么意思,因此劝这些小同学们慎重考虑。 不料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做工作,好说歹说,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们怕我变卦,当即要来大红纸,写好《决心书》,先签上他们自己的名字,然后递笔给我,看着我把名字签好,然后高高兴兴地送交到军宣队、工宣队和校革委去了。 那时候,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开始,上面的政策是“本人自愿,组织批准。”收到《决心书》后,组织上要询问报名者是否真正自愿申请,还要调查此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是否有打、砸、抢、抄等罪行,然后才正式地批准上报。 我记得,长沙二中(长郡中学)本次报名的共计17人,计有:周经武、胡立中、盛祖培、丁雷富、熊清华、汪济、钱吉、赵春海、霍小湘、周晓明、周俊冰、于万举、杨建进、舒维工、梁克忠、杨柏森、杨持平等。 报名自然很快地批准了。当时上山下乡的联络处设在五一路的长沙市委办公楼内,里面贴出了全长沙市报名下乡的人员共计144人,全部分配到靖县的甘棠、铺口、寨牙、新厂四个公社。 靖县及四个公社的领导都已经到了长沙,大家迫不及待地去了解情况。 寨牙公社的社长名叫吴展贵,个子不太高,很精干,带着老朋友一样的微笑。他介绍说靖州历史悠久,山清水秀。境内山多田少,地广人稀,物产丰富,“板栗钻哒脚,柚子打脑壳”。生活在这里的广大汉、苗、侗等各族人民勤劳勇敢,热情好客,是一个山好、水好、人更好的地方。迫切希望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有志青年,把知识和文化带到山区,带到农村,和他们一起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随即一一回答提出的问题。当时气氛热烈,大家激动地鼓掌,热情高涨。 11月8日,天气很好,东风广场红旗飘扬,口号声、歌声、锣鼓声震天动地,声势浩大,场面壮观。这是自文革以来首批“红卫兵小将”上山下乡,省、市革委会非常重视,隆重举办了15万人的欢送大会。 哥哥特地从外地赶来送行,可是我没顾得上和他说上几句话。 大会开始。湖南省革委会主任、47军军长黎原讲话,对“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充分肯定热情赞扬;红卫兵代表发言,激情宣示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靖县县领导讲话,热烈欢迎红卫兵小将到农村去...... 大会授予“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一面大红旗,由旗手陆思远擎着登上领头的汽车开道,我们乘坐五辆披红戴花的大客车,按甲、乙、丙、丁、戊排序,一溜穿过夹道欢送的人群,驶过熟悉的街道,奔赴那个遥远的地方——我们人生的新起点。 车队驶出市区,我们的激情随着慢慢退烧;车队穿行人烟稀少的韶山路,大家变得安静下来。这时听到有人抽泣,一下催得抽泣声一片。这时我们才开始品尝到什么是离别。离别亲人、朋友、同学和自幼生长的城市,所有熟悉的一切都即将成为过去式,每个人心里都不是滋味。 中午到湘潭吃午饭,那时候的我们还是学生,学生都很单纯,心境转换特别快,刚刚还是哭哭啼啼,一下子又笑逐颜开,热情高涨。午饭后车队继续前进,又是红旗招展,一路歌声。傍晚到邵阳夜宿。 11月9日出发,车队翻过险峻的雪峰山,下午到达安江。黔阳军分区司令、地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带队迎接,与“红卫兵小将”一一握手。安江人民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令人感动。 11月10日又出发,下午到达靖县。晚上,靖县方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演出了当时全国流行的《收租院》。如此偏僻破旧的小县城,演出的水平却堪称一流,令人称奇。 11月11日,县里把下放的人员分流,分送到四个公社去。我们是往寨牙公社,从县城去有45里路。吴社长特地租了两辆汽车,说去往寨牙的路桥还没有建成,路要包远一点。 开出县城不久,看见的是一条狭窄的碎石路,山路崎岖,汽车颠簸摇晃着缓慢前行,迎面开来汽车时,会车要大费周折。好不容易到了一个热闹的地方,似乎比靖县县城还大,开始以为到了寨牙,下车一问说是通道县。 在通道吃过午饭,汽车又在望不到头的碎石路上继续颠簸着。我们心急,连连发问还有多远,吴社长总是笑眯眯地说:“快了!快了!” 又不知颠簸了好久,汽车终于停了,这里是寨牙公社的大林七队。因为前方桥没建好,路到此断,只能下车步行。此处离寨牙公社还有15里路。这时车下已经有很多的农民在等着,吴社长招呼着叫乡亲们帮助我们挑行李,我们空手徒步跟着。 这条崎岖不平的碎石路,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312工程——那条还没有修好的国防公路。我们累得呲牙咧嘴,好不容易才到寨牙公社。 说是从县城到寨牙,全程共45里路,除去步行的15里,车行应该只有30里。但我们在汽车上辛辛苦苦几乎颠簸了一天,难道只有30里远么。吴社长这时才如实相告,因桥未建好路难走,原来这45里路全是靠步行的,为了我们少走这30里路,汽车从通道、绥宁包了一个大圈,多绕了260里。 吴社长看重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把我们当作了自己的亲人或朋友,生怕累着我们了,他是个好人。 寨牙公社在晚上举行欢迎大会,会后放电影。这个公社非常偏僻,老百姓对于看电影,还是个稀罕的事情。 听公社里的人说,原先放电影的时候,人们都纷纷跑到银幕后面寻找,想看看演员怎么化装、怎么上场,所以银幕后面的人往往比银幕前面的人多。当银幕上出现有火车,一看到那个庞然大物突然向自己头上冲过来时,满场的观众惊叫着一哄而散。 11月的12、13日两天,我们在公社集训。下到寨牙公社的知识青年共计44名,其中长沙市二中的16名(另有一人要求到了甘棠公社),另外还有四中、五中、十六中等几个中学的,分配到大林、地卢、汕头三个大队。 11月14日,吴社长陪着我们到了大林大队部,随同去的还有16中的孔老师。晚上,大队开欢迎会,演出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 11月15日,生产队一路敲锣打鼓放鞭炮,到大队部来迎接我们。吴社长又陪同我们到了生产队,他与社员们关系十分融洽,可以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并拉上几句家常,言不高声,却很有威信。 我们被安排住在生产队原来的仓库里,这是一栋单独的两层木屋,楼下四间房,中间是堂屋,楼上一排三间,屋外西边另外搭有厨房,居住条件比想象的要好得多。山里的人热情豪放,纷纷前来探望,嘘寒问暖,令人感动。 晚上,生产队里开大会。吴社长在会上说:毛主席把红卫兵小将千里迢迢派到我们这里来,是和我们一起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毛主席把他们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关心好照顾好他们,对他们好不好,就是对毛主席忠不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到吴社长的嘴里说出来,提高到了不能再高的高度。 第二天,吴社长到我们知青点来告辞,说他要回了,公社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办呢。我们都有点恋恋不舍,从长沙到靖县,再到公社到大队最后到生产队,我们完成了从长沙中学生红卫兵小将、转成知识青年迁户口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的身份转变。在人生重大转变的这一过程中,有吴展贵社长的全程陪护。他在我的心中,不仅仅是一位领导,也是良师,是益友,是令人敬重的好兄长。 第二天一清早,妇女队长谢应梅就敲开了我们的房门,还带来了新鲜的蔬菜,她帮我们把饭菜做好后又匆匆离去,无论如何不肯留下吃饭。这是生产队的细心安排,不但给我们准备了柴米油盐,还派人天天来教我们做饭,直到我们学会为止,考虑得非常周到。 这里的乡亲们淳朴真诚,我们到农家去,他们就煮荷包蛋,煮甜酒,或泡特有的蜜饯茶来款待。这些东西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非常稀罕,他们舍不得吃,也不给孩子们吃,却毫不吝啬地招待我们。平常日子里,乡亲们常到知青点来走动,帮助干这干那的,教习料理家务,家长里短的说些风俗习惯奇闻趣事等等。 在后来,我们的知青小组先后被评为大队、公社、县和地区的红旗小组、先进集体。那个时候我比较清醒,对荣誉看得很淡薄。虽然身为组长,但从不参加什么表彰会或先代会。我之所以要好好干,就是为了要对得起吴社长,对得起乡亲们。 12月6日,湖南省革委会慰问团专程到寨牙来了,地点是在大林七队,就是我们当初路断车行止、开始步行的地方。慰问团的身份“显赫”,省革委会副主任带队,成员有长沙市中学红代会负责人、省“四个面向”办公室和军分区的代表。我们从慰问团那里得到消息,长沙市的中学生的分配是“四个面向”。 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12月28日,第二批共计23名知青下放到寨牙,主要是五中、四中和十三中的同学。我们步行很远去迎接他们,从他们那里知道:更多的长沙市中学生将要上山下乡。 1969年年初,“四个面向”几乎改成了一个面向——到农村去。 从此,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