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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木地|下乡·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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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5 18:32: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下乡·招工

艾木地


一、那年下乡

    姐姐在家里排行老大,1964年下放到江永。
    姐姐聪明,能干,还漂亮,读书不费力,自然就不蛮发奋。印象深的有件事,她在自己的一个本子封面上,很潇洒地写了“随心所欲”四个大字,被父亲狠狠地说过几回。想来也是,那年月,谁能随心所欲?再长大点,谁还敢随心所欲!这实在是青春期女孩子的一厢情愿的小浪漫罢了。
    高中没考上,我们谁也没有怀疑是“政审”差了分(可能父亲除外),只是觉得姐姐不够努力。
    紧接着来了上山下乡的高潮,热气腾腾,热闹非凡,姐姐自然被裹挟其中,兴奋莫名。
    当时已被充军外地,贬到最底层的父亲,也亢奋异常,还赋诗N首,赠与姐姐,豪情满怀,慷慨激昂,那真诚,那激情,一点也不逊色胡风的《时间开始了》。我也跟着有了天将降大任于姐姐的感觉,认定姐姐必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疑了。
    火车站送行,锣鼓喧天,口号震天,满眼大红花,满耳欢声笑语。也有哭的,一眨眼就被革命浪潮吞灭。
    下得乡去,常有信来,尽是喜悦,满纸欢颜。几个月后,还寄来照片,长胖了!
    再过几个月,来信的味道渐渐变了。知青小组里搞起了互相揭发批判,当然是在上级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原来的同学、朋友,一夜之间,皆成仇敌,揭发争先恐后,批判声色俱厉。这对一个还以为能够“随心所欲”的未成年小姑娘来说,不啻是一种毁灭性的心灵摧残!对那些揭发者批判者,又何尝不是摧毁道德、毒化灵魂!
    1965年,排行老二的哥哥初中毕业。论成绩,他是班上的尖子。
    暑假里,哥哥学校的老师登门,说要他“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话音未落,哥哥就冲了出去!
    也巧,父亲那天正好在家(他在外地,一个月把四个星期天挤到一起,回家休息一次),他和那位老师谈,说他的历史,说他的冤情,说了好久好久。我记得自己昏昏的,醒了睡,睡了又醒,夜深了,他们还在谈。而哥哥,终不见回来……
    通知总算来了,高中自然是没得读的,哥哥进了一所中专。那本是贫苦无告的穷孩子们梦想吃上国家粮的一条捷径。
    开学了,我们学校也迎来上山下乡的热潮。那天晚上,在学校的操场开欢送大会,即将下乡的同学们,那般兴高采烈,那般意气风发,放声高唱“一条大道在眼前”。
    我坐在密密的人群里,面对灯光雪亮的舞台,面对震耳欲聋的锣鼓,一股黑暗,和对黑暗的恐惧,从心底升起。我埋下头,心中只剩欲哭无泪的伤恸。
    1966年,轮到我初中毕业。
    离中考还有两三个月,已经搞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天天捧读那些让人血脉贲张的社论,一时间,群情激昂,摩拳擦掌,磨刀霍霍,准备一场集体的大杀戮。
    谁还记得做功课,谁还在乎考高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学校党委书记自杀了,女教师剃半边头了,班主任掏大粪去了……
    不久北京传来消息,取消中考。别人我不知道,我是着实松了一口气。心中那不时涌动的黑暗和恐惧,悄悄远去。
    以后,不断有单位的档案室被砸被抄,我们这才知道,在姐姐的档案里,父亲是“阶级异己分子”、“内控对象”;在哥哥的档案里,父亲却是“右派分子”。而自他1955年被抓入狱,反右时节还在里面吃牢饭呢。
    好多人看到自己的档案后,痛哭失声……
    两年过去,百般折腾,数番起落,这派那派,都被赶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上山下乡。这是老三届的宿命。
    在下乡前的“学习班”上,工宣队长不无调侃地警告,下乡后,你们可别搞农村包围城市啊!
    我们还是带了一台油印机下去。为什么要带,说不清,可能这是一条理由:它印了差不多两千份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撒得满长沙都是。在乡下,它只用过一次,为一个不小心烧毁山林的社员印了几百份检讨,到处张贴。
    既然别无选择,再加上一起去的都是些最亲近的同学,心境自然和哥哥姐姐不一样。黑暗和恐惧已趋平淡。更多的是新鲜、好奇,还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改造中国与世界。
    临走时,父母正在各自单位被“群众专政”,不得人身自由。是妹妹帮我打点行装。我却拒绝她们去给我送行……
    那年下乡,我记得没有几位家长能够来送行。
    当年下农村,我想,一千个人就会有一千种不同的心情。
    或几个月,或几年,或十几年,或几十年后,再回首农村岁月,一千个知青也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知青情结。


二、那年招工

    1974年底,LJ参军了。送他进城后,我择道文溪回家。出城不远就进山了,以后一直是在山谷里穿行。漫长的山谷。寂静的山谷。最后,翻过鸡公界,就快到家了。
    一进家门,WY在收拾行李。她也要招工走了!
    我默默地帮她收拾,默默地送她下山。送到公社。送到渡口。
    回家路上,想到队上只剩我一个人了,惆怅油然而起。
    路过鲍家,大家都向我报喜,说,长沙的XX中学来招厨工,公社推荐了你,赶紧去公社。
    这实在出乎意料。在我的印象中,读书,招工,都是轮不到我的。
    虽然1974年夏天也被“推荐”去上学,还到县里体检了。后来才听说,这一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全县只有一个名额,当然就不会有我的份。至于“维尼纶”、“资氮”这类“三线”工厂来招工,我是不作非分之想的。
    但这时我却一点也不动心,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如同被别人推着去了公社,见了知青办的老刘,也见了XX中学来招工的一老一少李、樊两同志。
    我说,我不去,就往回走了。
    又到鲍家,天已黑尽,我马上被大家围住。说,好多人都去找了老刘,尽说你的好话,老刘也下了决心:这兄妹俩一定要送走一个!说,招工的老李说,他解放初期就听过你父亲的报告,是老革命,没问题;说,你不肯去,你妹妹都急哭了;说,……
    我的脑袋像要炸裂。还是说,不去。
    我要回队上去。一个人走了,全然不顾心急如焚、扼腕顿足的同学们。
    到11队,和NL聊了几个钟头,唯有他听得进我的陈述。
    由于回城无望,我索性沉下心来,想想我到底还能够为生产队做点什么。此时,队上的育秧、植保等“技术活”已经全是我的事。搞不懂,队上的好几个小伙子都比我聪明能干,但他们就是不学这些农业技术,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啊,为什么对自己的事就没有兴趣?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懂了,人民公社的事其实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
    此前,已有知青QD当了七队的队长,HP当了5队的队长,我为什么就不能当12队的队长呢?到顶山的粮食亩产只有五百斤,增产的潜力还很大;到顶山的万亩山林还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已是后半夜,我还是要回去。NL一再挽留,最后也就由我去了。
    我必须独自面对自己,面对未来。
    临走,我说,我不会去当厨工的。NL默默点头。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很久。这一夜,我睡得踏实。
    上午被队长叫醒,说招工的樊老师上山来了,正在他家等我。我一惊,不肯去,队长求我。从没见过他这样苦苦求我。
    实在过意不去了,我拖拖沓沓进了队长家。
    火塘边,我们三人轻言细语地争论争吵了几个钟头,他俩动之以情,晓之以厉害。
    最后,我崩溃了,屈服了。更可能的是,我其实不堪一击。
    我跟樊老师下山去公社办手续。路过11队,我说,你等等,我非得进去一下。
    见了NL,我说,我去。NL的脸一下就白了。
    我再也无话可说。我一夜之间就背叛了他!
    樊老师要我帮他搞两根好一点的扁担木,他是湖区来的工农兵大学生,那里年年冬天少不了要挑堤。
    再杰(队长的弟弟)问我,你自己不带点东西回去?我那里有干木板子,你自己去选。
    队长给我五块钱,说,队上送的,你回去后买点东西,开个发票寄来就是。后来我用这钱买了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钢笔我一直用了三十多年,直到实在不能写了,才改用时兴的签字笔。
    再杰挑着他给我的木板,送我到鲍家。
    上了拖拉机,车开动了,一位老奶奶扬起手,喊:还要回来瞅瞅哦。
    顿时,我泪如泉涌。

    回城几年后,我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滔滔不绝,在到顶山作当上生产队长后的“就职演说”,说到激情处,于极度兴奋中醒来,对自己在梦中说的每一句话还记得清清楚楚,还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
    2004年回到顶山,那晚在再杰家,大家都去睡了。夜阑人静,我和再杰还在聊天,他关了昏黄的电灯,漆黑中,只有两颗烟头一明一灭。那种漆黑,城市里绝不可能有的漆黑,我已经不习惯了的漆黑。
    常想,我真的能在到顶山扎根一辈子吗?虽然我当时甚至有了娶个农村姑娘、在那里安家的想法,实际上恐怕只是绝望中的奢望罢了。
    还有,如果那次不是来招厨工,而是别的什么更“体面”的工种,我还会那么坚决(或犹豫)吗?
    我们的青春留在那里,我们的血汗洒在那里,但我们的根真的可能扎在那里吗?!
    永远的到顶山,那真是透彻骨髓、真真切切的剪不断、理还乱的魂牵梦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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