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木地|下乡·招工

我们的故事

下乡·招工

艾木地

一、那年下乡

    姐姐在家里排行老大，1964年下放到江永。

    姐姐聪明，能干，还漂亮，读书不费力，自然就不蛮发奋。印象深的有件事，她在自己的一个本子封面上，很潇洒地写了“随心所欲”四个大字，被父亲狠狠地说过几回。想来也是，那年月，谁能随心所欲？再长大点，谁还敢随心所欲！这实在是青春期女孩子的一厢情愿的小浪漫罢了。

    高中没考上，我们谁也没有怀疑是“政审”差了分（可能父亲除外），只是觉得姐姐不够努力。

    紧接着来了上山下乡的高潮，热气腾腾，热闹非凡，姐姐自然被裹挟其中，兴奋莫名。

    当时已被充军外地，贬到最底层的父亲，也亢奋异常，还赋诗N首，赠与姐姐，豪情满怀，慷慨激昂，那真诚，那激情，一点也不逊色胡风的《时间开始了》。我也跟着有了天将降大任于姐姐的感觉，认定姐姐必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疑了。

    火车站送行，锣鼓喧天，口号震天，满眼大红花，满耳欢声笑语。也有哭的，一眨眼就被革命浪潮吞灭。

    下得乡去，常有信来，尽是喜悦，满纸欢颜。几个月后，还寄来照片，长胖了！

    再过几个月，来信的味道渐渐变了。知青小组里搞起了互相揭发批判，当然是在上级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原来的同学、朋友，一夜之间，皆成仇敌，揭发争先恐后，批判声色俱厉。这对一个还以为能够“随心所欲”的未成年小姑娘来说，不啻是一种毁灭性的心灵摧残！对那些揭发者批判者，又何尝不是摧毁道德、毒化灵魂！

    1965年，排行老二的哥哥初中毕业。论成绩，他是班上的尖子。

    暑假里，哥哥学校的老师登门，说要他“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话音未落，哥哥就冲了出去！

    也巧，父亲那天正好在家（他在外地，一个月把四个星期天挤到一起，回家休息一次），他和那位老师谈，说他的历史，说他的冤情，说了好久好久。我记得自己昏昏的，醒了睡，睡了又醒，夜深了，他们还在谈。而哥哥，终不见回来……

    通知总算来了，高中自然是没得读的，哥哥进了一所中专。那本是贫苦无告的穷孩子们梦想吃上国家粮的一条捷径。

    开学了，我们学校也迎来上山下乡的热潮。那天晚上，在学校的操场开欢送大会，即将下乡的同学们，那般兴高采烈，那般意气风发，放声高唱“一条大道在眼前”。

    我坐在密密的人群里，面对灯光雪亮的舞台，面对震耳欲聋的锣鼓，一股黑暗，和对黑暗的恐惧，从心底升起。我埋下头，心中只剩欲哭无泪的伤恸。

    1966年，轮到我初中毕业。

    离中考还有两三个月，已经搞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天天捧读那些让人血脉贲张的社论，一时间，群情激昂，摩拳擦掌，磨刀霍霍，准备一场集体的大杀戮。

    谁还记得做功课，谁还在乎考高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学校党委书记自杀了，女教师剃半边头了，班主任掏大粪去了……

    不久北京传来消息，取消中考。别人我不知道，我是着实松了一口气。心中那不时涌动的黑暗和恐惧，悄悄远去。

    以后，不断有单位的档案室被砸被抄，我们这才知道，在姐姐的档案里，父亲是“阶级异己分子”、“内控对象”；在哥哥的档案里，父亲却是“右派分子”。而自他1955年被抓入狱，反右时节还在里面吃牢饭呢。

    好多人看到自己的档案后，痛哭失声……

    两年过去，百般折腾，数番起落，这派那派，都被赶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上山下乡。这是老三届的宿命。

    在下乡前的“学习班”上，工宣队长不无调侃地警告，下乡后，你们可别搞农村包围城市啊！

    我们还是带了一台油印机下去。为什么要带，说不清，可能这是一条理由：它印了差不多两千份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撒得满长沙都是。在乡下，它只用过一次，为一个不小心烧毁山林的社员印了几百份检讨，到处张贴。

    既然别无选择，再加上一起去的都是些最亲近的同学，心境自然和哥哥姐姐不一样。黑暗和恐惧已趋平淡。更多的是新鲜、好奇，还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改造中国与世界。

    临走时，父母正在各自单位被“群众专政”，不得人身自由。是妹妹帮我打点行装。我却拒绝她们去给我送行……

    那年下乡，我记得没有几位家长能够来送行。

    当年下农村，我想，一千个人就会有一千种不同的心情。

    或几个月，或几年，或十几年，或几十年后，再回首农村岁月，一千个知青也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知青情结。

二、那年招工

    1974年底，LJ参军了。送他进城后，我择道文溪回家。出城不远就进山了，以后一直是在山谷里穿行。漫长的山谷。寂静的山谷。最后，翻过鸡公界，就快到家了。

    一进家门，WY在收拾行李。她也要招工走了！

    我默默地帮她收拾，默默地送她下山。送到公社。送到渡口。

    回家路上，想到队上只剩我一个人了，惆怅油然而起。

    路过鲍家，大家都向我报喜，说，长沙的XX中学来招厨工，公社推荐了你，赶紧去公社。

    这实在出乎意料。在我的印象中，读书，招工，都是轮不到我的。

    虽然1974年夏天也被“推荐”去上学，还到县里体检了。后来才听说，这一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全县只有一个名额，当然就不会有我的份。至于“维尼纶”、“资氮”这类“三线”工厂来招工，我是不作非分之想的。

    但这时我却一点也不动心，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如同被别人推着去了公社，见了知青办的老刘，也见了XX中学来招工的一老一少李、樊两同志。

    我说，我不去，就往回走了。

    又到鲍家，天已黑尽，我马上被大家围住。说，好多人都去找了老刘，尽说你的好话，老刘也下了决心：这兄妹俩一定要送走一个！说，招工的老李说，他解放初期就听过你父亲的报告，是老革命，没问题；说，你不肯去，你妹妹都急哭了；说，……

    我的脑袋像要炸裂。还是说，不去。

    我要回队上去。一个人走了，全然不顾心急如焚、扼腕顿足的同学们。

    到11队，和NL聊了几个钟头，唯有他听得进我的陈述。

    由于回城无望，我索性沉下心来，想想我到底还能够为生产队做点什么。此时，队上的育秧、植保等“技术活”已经全是我的事。搞不懂，队上的好几个小伙子都比我聪明能干，但他们就是不学这些农业技术，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啊，为什么对自己的事就没有兴趣？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懂了，人民公社的事其实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

    此前，已有知青QD当了七队的队长，HP当了5队的队长，我为什么就不能当12队的队长呢？到顶山的粮食亩产只有五百斤，增产的潜力还很大；到顶山的万亩山林还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已是后半夜，我还是要回去。NL一再挽留，最后也就由我去了。

    我必须独自面对自己，面对未来。

    临走，我说，我不会去当厨工的。NL默默点头。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很久。这一夜，我睡得踏实。

    上午被队长叫醒，说招工的樊老师上山来了，正在他家等我。我一惊，不肯去，队长求我。从没见过他这样苦苦求我。

    实在过意不去了，我拖拖沓沓进了队长家。

    火塘边，我们三人轻言细语地争论争吵了几个钟头，他俩动之以情，晓之以厉害。

    最后，我崩溃了，屈服了。更可能的是，我其实不堪一击。

    我跟樊老师下山去公社办手续。路过11队，我说，你等等，我非得进去一下。

    见了NL，我说，我去。NL的脸一下就白了。

    我再也无话可说。我一夜之间就背叛了他！

    樊老师要我帮他搞两根好一点的扁担木，他是湖区来的工农兵大学生，那里年年冬天少不了要挑堤。

    再杰（队长的弟弟）问我，你自己不带点东西回去？我那里有干木板子，你自己去选。

    队长给我五块钱，说，队上送的，你回去后买点东西，开个发票寄来就是。后来我用这钱买了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钢笔我一直用了三十多年，直到实在不能写了，才改用时兴的签字笔。

    再杰挑着他给我的木板，送我到鲍家。

    上了拖拉机，车开动了，一位老奶奶扬起手，喊：还要回来瞅瞅哦。

    顿时，我泪如泉涌。

    回城几年后，我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滔滔不绝，在到顶山作当上生产队长后的“就职演说”，说到激情处，于极度兴奋中醒来，对自己在梦中说的每一句话还记得清清楚楚，还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

    2004年回到顶山，那晚在再杰家，大家都去睡了。夜阑人静，我和再杰还在聊天，他关了昏黄的电灯，漆黑中，只有两颗烟头一明一灭。那种漆黑，城市里绝不可能有的漆黑，我已经不习惯了的漆黑。

    常想，我真的能在到顶山扎根一辈子吗？虽然我当时甚至有了娶个农村姑娘、在那里安家的想法，实际上恐怕只是绝望中的奢望罢了。

    还有，如果那次不是来招厨工，而是别的什么更“体面”的工种，我还会那么坚决（或犹豫）吗？

    我们的青春留在那里，我们的血汗洒在那里，但我们的根真的可能扎在那里吗？！

    永远的到顶山，那真是透彻骨髓、真真切切的剪不断、理还乱的魂牵梦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