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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哥|失落在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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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5 18:40: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失落在秋天

蒲哥


    据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对于60年代中期长沙的知识青年家长而言,他们却曾经共同拥有一份相同的不幸:他们的子女返城探亲,居然成了“黑人”,他们的家庭,居然成了“黑户”。
    长沙市1963年、1964年陆续下放到湖南边陲江永县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有6000多人。他们在农村栉风沐雨,几年之后,碰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接一个“文攻武卫”的浪潮中,这一大批离开了爹娘、阔别了家乡、出身多数不好、在农村没有根基的城市少男少女,真的成了一群惊弓之鸟,丧家之犬!1967年8月道县发生骇人听闻的“八月大屠杀”,波及相邻的江永县,长沙21岁下放知青王百明被无辜枪杀,由此引发了几千知识青年慌不择路,跋山涉水千里迢迢逃亡回长沙。
    四海苍茫,横无际涯。刀枪对着你的胸膛,你不转身逃,还能怎么办?作为知青故乡的长沙,敞开胸膛接纳了他们,化解他们的困境,合乎天理,顺乎人情。可惜覆巢之下无完卵,在那段“人妖颠倒是非淆”的日子里,整个国家民族都在经受炼狱煎熬的“文革”岁月,逃亡的知青,扑向希望,得到的却是再一次失落。

    话说回来,岁月混沌难掩绚丽青春。从千里之遥的江永逃回长沙的知青,洗却一路烟尘,投向父母亲情的怀抱,转瞬之间,又开始牵挂那片南方的土地,想念他们的第二故乡江永了:黑的是山,白的是云,山像白的云,云像黑的山,环绕着一片片绿色的希望;山上有你砍柴流的血,平垌有你刈禾流的汗;纯朴的山民,多少次向你绽开安慰的笑颜?都想回去啊,只可惜乍暖还寒,归途无路!枪声犹在耳边轰响,几千返城知青的耳畔分明听到深山鹧鸪的鸣啾:归不得也,哥哥……
    作为当时众多知青的家长们,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儿女少小离家下放农村,几年之后,成人了,回家了,亲情满足之后愁苦袭上眉头: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指标、没有食油指标、没有布料指标,怎么维持孩子的生计?难啊,再难也得熬,喝稀饭多加一瓢水也得熬,一个“熬”字,可以写尽当年知青家长共同的悲苦心境。

    长沙浏正街有条小巷。挨挨挤挤的破烂房屋,像一张张老妇枯瘦的脸。一群吱吱喳喳的知识青年,拥进一家小门楣,相跟着爬上摇摇欲坠的木板梯,挤上了二楼。一间小小的板壁房,顿时被十几条黑古溜秋的汉子填得满满堂堂——这是知青熊大林的家。他的父亲曾是一家银行的董事,解放后被抓到安徽劳改,从此杳无音讯。妹妹熊二玲,陪着妈妈在家里接点针线活,藉此度命。二玲见哥哥的朋友们来了,马上上街买了几个大萝卜、几块筒子骨炖成一大锅,招待中饭,想着太寒碜,又掏尽坛子菜,凑了一碗辣椒萝卜,一大群知识青年围拢去吃得热汗淋漓、呼天海地,熊伯妈和二玲望着他们吃喝,心里蛮高兴。吃完饭,收拾了碗筷,知青刘秋明用二胡拉起了激荡人心的赛马,大家摇头晃脑相伴击拍。正在兴头上,刘秋明突然换了一副脸,在弓弦颤动中,房间里回荡起一串低沉的琴音,如泣如诉,跟着有人发出凄惶的鼻音:“唔……唔……”一股悲凉之气从心底刮起,空漠袭人。“流浪的路啊,总也走不完;家乡的路啊,被刀砍断。啊,今夜又在梦中相见吧!亲爱的故乡,巴勒斯坦……”
    好似有一位神灵在知青心头振臂呐喊,十几个知青都同时亮出了歌喉:“流落他乡,年复年,黑色的篷帐,已破烂,水罐里盛满的,是什么? 血汗一半泪一半……” 熊妈妈支颊不语,熊二玲眼泪婆娑,十几个青年不自觉地挤在木板床上,一齐摇晃身体,用雄浑苍凉的《巴勒斯坦战歌》宣泄他们心中的悲愤和期盼。木板床无力承受,轰然断裂,知青们成堆垮在地板上。房宇震颤了。知青们忘形地大笑,熊妈妈也笑了,二玲也笑了……
    类似的镜头,在知青群中到处可以摄到。在游荡中悲怆,在悲怆中企盼,在企盼中无奈,成了那年秋季回城知青生活的音符。真是企盼而又无奈啊!

    那年秋天爆热难当:翻滚的热浪,炙烤着柏油路面,汽车“吱吱”辗过,留下道道黝黑辙痕。每到中午,街头就显出空寂,这一处那一处的大字报栏都没人光顾了,谁耐烦顶着酷烈的日头,仰脸眯眼,读那些贴在墙面上的大批判文章?不把你晒得皮开肉绽才有鬼!
    在秋蝉锐利单调的叫声中,街那头居然荡过来一群青年小子,引得躲在屋檐歇凉的几个居民,伸长颈根张望。这群青年伢子。个个剪平头,雄赳赳,黑衣青裤,倒把裤脚绾到膝盖,腰上捆草绳,脚上蹬草鞋,一路勾肩搭背,嬉笑疯癫而来。
    “又是下放江永的!”居民甲把头从阳光下缩进去,见怪不怪很里手地下结论。
    “唉,也难怪,冇粮冇户口,只好显宝发怨气……外国喊什么?哦,嬉皮士!”居民乙更里手,评价几句,还把颈根伸长,伸到阳光里,望着这群青年伢子的背影。
    酷烈的阳光下,一串成腔不成调的歌,被知识青年甩过路面,丢到居民甲、乙们的耳膜里:“我和什么人都没往来,我看这世界像沙漠,四处空旷没人烟……”那段时光,成群结伙逛荡的知识青年,是长沙街头触人眼目、触人心弦的一道风景线。

    1967年8月21日,位于长沙市落星田的第十六中学一间教室里几十位知青在一起聚会。刚刚提过的那群“嬉皮士”又逛进了这间教室,主持聚会的是一位矮瘦白皙的男知青。他的开场白让在座的知青兄弟姐妹血脉贲张。
    “昨天,下放在零陵前进人民公社的知识青年,运来了零陵“8·19”事件九位死难知识青年的血衣……”教室里顿时变得静如止水,一片血色的黑暗。主持人转过身,伸出滞重的手,打开身旁一个衣包。灰色的衣,白色的衣,蓝色的衣,暗黑的血赫然粘连着、绞结着、胶织着,蒸笼般的教室里马上塞满令人窒息的血腥。他再转过身,已是两眼泪花。刚刚经历道县大屠杀、江永枪杀知青王百明的精神冲击,刚刚逃回长沙,惊魂甫定,又目睹零陵知青“8·19”惨案血衣,教室里呜咽之声,如湘江波涛,冲决而起。人血不是水啊,男青年抿着嘴哭;女青年搂抱着头哭。他们哭在枪声中逝世的九位知青战友,更在哭自己的多舛命运!
    男主持提议组织街头演出,向省会各界昭示长沙知识青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期引起社会关注,得到与会者一致赞成。会后,选演员、排节目的工作,马上有条不紊、紧锣密鼓地进行。从此,长沙知识青年有了一支表达知青心声的宣传队伍。几天之后,十六中校校门口挂出了“江永知识青年‘8·31’联络站”的牌子。
    9月2日,“8·31”知识青年联络站文艺宣传队第一场街头演出在长沙火车站茶叶进出口管理局前坪进行,第二场演出在长沙饭店前坪进行,当由二胡、笛子、手风琴组成的乐队,奏出后来广为长沙知识青年熟悉的曲调《怀念战友》,当舞蹈演员刘晓明在悲怆的申诉、呼吁中,把一张泪脸,贴向散发战友生命气息的血衣,唱出“怀念战友泪横流,为革命惨遭杀害,战友的鲜血不能白流……”成百上千的市民,无不掬一腔同情泪!
    长沙知识青年的悲惨遭遇,连同他们的艰难处境,在长沙不胫而走。处于旋涡中心的知识青年,饱受了江永农村生活的磨练,又经受了几次枪杀事件的冲击,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懂事了,成熟了。在乡下,他们同顶一块蓝天,回到长沙,他们同是没有户口的“二等公民”,相同的境遇产生了共同的诉求,面向社会,大声呼吁,找“省革筹”反映情况去!从群体意识中释放出来的能量,大得令返城的知识青年都难以置信。不久,衣食无着、有如热锅上蚂蚁的知青们,就听到了各种消息:党中央领导同志XXX十分关注长沙返城知青问题;在湖南“支左”的47军非常同情长沙返城知青;有位知青半晚敲开了省革筹生产指挥组某主任的门,悲愤陈情;在“省革筹”大院,一群群知青和官员们激烈辩论……
    各种各样的消息接踵而至。处于孤立无助的返城知青,迫切需要感情上的支持。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如今被一顿枪炮轰回长沙。到底是他们有违毛主席的指示,还是农村生存环境不允许?他们希望上面有个说法,要讨个说法。与其说是让社会了解他们返城的理由,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说服返城知青自己,让他们减少一些负疚感。当时的知青,就群体意识而言,还是想安心在乡下务农扎根的,但是,出身不好,社会关系有问题,如果不逃出来,刀就砍你,绳索就捆你,你还有选择吗?如今返城了,又成为“黑人、黑户”无处安身,无法安心,这人身保障、生存权利又如何兑现呢?
    哀兵必胜,经过知青中不少活跃分子在各个层面的上访游说,知青的悲惨境遇和艰难境况越来越为社会舆论所了解,终于促使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作出了援救返城知青的决定。
    1967年9月10日,长沙市织机街一间大会议室里,端坐着长沙市东南西北四区“革筹”负责人,一个都不缺。他们是被返城知青们从长沙市各个角落找到、邀请来的。在混乱的文革中,要想找到这些干部一起来开会,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几位负责人被告知:“省革筹”一位姓毛的主任将到会,他们端坐着,静心等候。他们只能静心等候,不要幻想打回转了。门口,已经齐扎扎堵满一排又一排沉默不语的返城知青。
    所幸的是,那天毛主任如约而至。这位据传说是“毛主席亲戚”的主任。在一群知青的簇拥之下,迈着德高望重的脚步进了会议室,沉默的知青人墙,给毛主任让开了一条通道。 坐在毛主任对面的是八位知青代表,他们是:程士林,陈宏起,王佑军,谭剑祺,张志红,刘卫国,曹抗美,李常耕。
    程士林回过头,看一看会议室窗外。窗外,黑压压一群知青,一双双期盼的眼一齐望着他。他转过身来,全身心投入会议,会议的坐位,是他精心安排的,让毛主任和几个干部,在会议过程中始终面对窗外满坪知青,对会议结果将产生微妙的但肯定是良好的影响,他坚信这一点。清清嗓子,他开始发言…… 程士林的发言,透过密闭的窗户回响在成百知青的心头:“……我们返城,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永远不是罪过!我们热爱江永那片沃土,但我们永远是长沙人。我们不承认自己是‘黑人’!一纸户口的有无,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窗外的掌声,掩盖住了会议室里的争吵、辩论。临近窗口的知青,向站在外围的知青搭话:“程士林讲话时,毛主任放肆点头,有希望!” 希望像奔向春天的候鸟,振翅向知青们飞来。院内、街道上知青越聚越多。在秩序井然中渐渐升腾的,就是这越来越清晰的希望。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逗留城市,尽管我们有逗留的权利!我们唯一的要求,只是社会给我们生存的机会。我们是一群受到攻击的鸟,需要清洗伤口,梳理羽毛,休养生息……毛主席说,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毛主任,各位领导,在这个关键时刻,请将政府的支持、党的温暖,送给六千名长沙下放江永的返城知青,帮他们渡过难关,帮他们再坚持一下,为他们在不久的将来重返第二故乡江永抓革命促生产创造条件!” 这一次,窗外的知青清楚的看到,毛主任微笑着,带头为程士林的讲话鼓掌。
    希望之鸟是一群温驯的白鸽,在蓝天飞翔,它终于飞落到返城知青的肩头。程士林站到会议室外的阶基上,向静候会议结果的知青们宣布,毛主任已代表省革筹正式表态,长沙知青从江永返城是出于不得已;广大知识青年应该受到保护,有关湖南道县、江永的情况,毛主任将马上向上级反映;九月份起,从江水返城回长沙的知青,政府每人每月发放补助费9元、粮票27 斤、食油0.5斤,责成长沙“市革筹执行”。
    在场知青一片欢腾!大家用热烈的掌声礼送毛主任和干部们离开,然后急急忙忙赶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他们要让家人放心,虽然依旧没有户口,但政府总算开始正视“黑人”的存在,并且开始关注他们的生活了,这就是希望!希望像春潮涨在知青的心海里,涨在知青家长的胸怀里!
    省、市革筹的指示贯彻执行了。九月底。每一位从江永返城的知青都在所属的街道办事处领到了一份生活补助费:9元钱,27斤粮票,0.5斤油票。知青们心头绽放了一朵茉莉花。一份数额不大的补助帮他们掀掉了压在心上的沉重磨盘:在长沙人面前,他们又有几分像长沙人了,虽然仍是没有户口的“二等公民”,但自卑感毕竟模糊些了。
    十月底,大部分知青又在办事处领到了同样数额的补助。在此前后十分敏感的返城知青们,看到了很多变化的迹象,这些迹象,让这份“生活补助”变得更像一份“临时救济”,更像一颗灼心烫手的山芋头!
    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人民日报》登载了一批上海应届毕业生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消息,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街头大字报栏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坚持上山下乡正确方向”、“知识青年杀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的标语。
    在长沙的几千名返城知青,仿若被一股政治热浪抛到半天云里,猛然看到远方的天际,正在汹涌起洪流大波。大波的流向,是广阔的山川田野,多数知青顿然感悟到:自己的命运,只能是顺着潮流,融汇其中了。正如同他们逃亡回城,没有选择;再度返乡,他们也没有选择!
    返城的知青们毕竟年轻,年轻人是渴望有所作为的,谁又会愿意听到“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嘲讽,长期在长沙逗留下去?
    正在这当口,又听到一些抚慰人心的消息:道县已经实施军事管制,反革命屠杀已被解放军制止;江永县驻军部队奉上级指示,已经成功刹住了屠杀的余波;从长沙经冷水滩、零陵过道县到江永的道路已经阔开。
    回去吧,既然江永又在召唤;回去吧,既然长沙已经陌生!
    那是10月,不少知青告别父母兄弟朋友,已经准备返回江永,再到那广阔天地去经风雨、见世面,锤炼那颗已然破碎的心。
    本来一切都已平静,本来一切都应该顺乎自然,谁会想到,事情突然变化?谁会想到,形势的诱导会变成强力的驱赶?可是,一切都发生了,广大返城知识青年注定要经受又一场肉体与精神的磨难!知青们真切地感到,刚刚还在头顶闪耀的阳光,渐渐逝去了,阴云正在聚积,其中酝酿的雷霆随时会向自己轰劈……
    从10月中下旬到11月,以“查户口”为名,长沙全城猛然掀起一场驱赶返城知识青年的统一行动。
    隔三差五,从子夜到凌晨,长沙街巷就会出现各色人组成的“小分队”、“巡查队”。捶门打户声、厉骂吆喝声,划破夜的宁静,惊醒梦中居民。一队队各色人等,戴着红袖章,持着电筒电棒,以秩序的名义,闯入单位,闯入私宅,膨胀着自己的“主宰欲”、“强权欲”,践踏宪法,侵犯人权,浑然不自知。可怜的返城知青们,哪里拿得出“户口”?他们的户口早已被政府迁到了异乡异地。难道他们的父母兄妹、难道看着他们长大的乡梓邻里、难道伴着他们成长的天空大地,都不能证明他们是“户”上之“口”,反倒还要一纸空文来“证明”吗?
    世间的事被颠倒了。返城知青们只能一个个有如小鸡,被拎到派出所、办事处、单位保卫科,去接受进一步的羞辱。
    秋色渐浓的一个夜晚,在“文革”喧嚣中煎熬了一整天的长沙城,总算沉静下来。子夜时分,从建湘南路昏黄的路灯光影里,窜出个瘦猴样的男青年。男青年身手敏捷地爬上路边一颗法国梧桐树,伸手撩开树叶,看到黝黑的天空中有几颗星,无声无息向他眨眼。他闭上眼,向着对面的古城墙,纵身一跳……
    青年“咚”的一声,跌落到古城墙内一块草地上,他翻身爬起来,踉跄几步,四仰八叉往方砖地上躺去。晚风带着仲秋的凉气,轻抚着他起伏喘息的胸膛,听见他说:“……查吧,老子天天睡在天心阁城墙上,看你们到哪里查去…… 老子天天睡在天心阁城墙上……查户口?老子的户口在天上……”几颗星星还在望着他。他渐渐沉入空漠的梦,他的头顶是飞檐斗角,周围是碧树浓荫,黑暗拱卫着他瘦小的身子。在空漠的梦乡中,他听到自己在唱“天当铺盖地当床,革命豪情高万丈……”突然,他惊乍坐起,扑向几步外的城墙雉堞。眼下,是古老长沙城密密的瓦屋顶,起伏绵延着像秋风中起的一线黑色波澜,挟带着无边的静寂,从城墙下向着遥远铺陈过去。越是暗,越是静,他越是贴紧雉口,瞪大眼睛,支起耳朵:“今晚查户口还冒开始?妹妹会不会被他们抓走?唉,懒想得,睡觉!”他发一声喊,离开堞口,扑倒在一块石凳上,呼呼睡着了。
    这个青年叫王淑先,1964年与妹妹王淑玲一道下放到湖南边陲江永县,当了知识青年。王淑先那年刚满18岁。在江永农村与14岁就下放的妹妹一道苦干了三年农活,第一次回长沙探望父母,本来两兄妹已经商量好,过几天就回江永去,在长沙当“黑人黑户”谁受得了啊?!哪个想到政府会用暴力来驱赶呢?越驱赶越不想去了!逆反心理,让两兄妹想出了“躲”这一招。哥哥王淑先,晚上躲到天心阁城墙上去睡,妹妹王淑玲,连续几晚住到湘绣大楼一位女同学的职工宿舍里,宿舍里也会有单位治安队来查户口,王淑玲的同学就想了个绝主意,把她安顿在湘绣大楼顶层雨檐板下,姐妹天天晚上共盖一床被,俯瞰着长沙市最大的五一广场,对着星空谈悄悄话,也算冲淡了有家不能回的苦闷。
    请问当年下放江永的长沙知青,在1967年秋天那段干燥的日子,谁没有王淑先似的经历?谁没尝过“黑人黑户”的苦涩滋味?有的躲到乡下,有的找老同学搭铺。更有那逃不脱厄运的,干脆等着被抓到单位保卫科、派出所去过夜……像什么?“鬼子进了村,我们去躲兵。”知青见面,嘻嘻哈哈如是说。卓别林式的幽默,包含着卓别林式的苦涩。
    知识青年王迪云是被人从梦中一把拖起来的。他揉揉眼,瞟了瞟满屋霸气凌人的陌生人,很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又是查户口的来了。他抄起床头的棉衣,披到肩上,排开拦在眼前的两个男人,站到了父亲和母亲身边。
    母亲显然正在气头上,硬着嗓子和一个胖乎乎戴红袖章的婆娘争辩:他明天就回江永……他是我的崽伢子,下放在江永当知青,你们看他长大的。何苦硬要赶走他……
    “老嫂子你莫怪我,上头有指示,全市统一行动,外流人员一律不许在长沙逗留!有理你们到派出所去讲……”
    父亲站在一旁勾着头不做声。他的身影,映在被灯光照得灰蒙蒙的墙上,佝佝偻偻一长条,瘦得怕人。王迪云忽然疯疯癫癫唱起了《国际歌》,《国际歌》的歌词让他亢奋。“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他唱个不停,手舞足蹈地向一口箱子边走去,掀开箱盖,突然止住歌声,叫道:“我算什么外流?我父母就站在咯里,我有下放地点的公社、大队证明,回长沙探亲看病,明明是‘内流’嘛,不信,你们自己翻开箱子找!”
    胖乎乎的婆娘几个碎步一甩,窜到王迪云面前,立正叉腰,一连串的标点符号就溅到了王迪云的脸上。“你唱你吼你有狠!压不住你这个小鬼头,今晚无产阶级革命派任务就完不成,你拿得出长沙的户口来,你睡你的安乐觉,拿不出户口来你到派出所去讲!”
    “走,带他走!”老不老少不少一群陌生人连吼带拖,把王迪云扯出了自己的家门。
    孤灯下,王迪云的父母相对抽泣,无奈地垂下苍老的头。王迪云被带到了派出所,在他之前,已经有八位知青被扣押,两人一对,被四副手铐铐住。他刚跨进值班室,就被第五副手铐铐住,不容分说,也无人理睬他的抗辩。那是一个难熬的夜晚。
    “户口……我的户口……”王迪云在梦中呢喃着,他梦见自己飘升到灿烂的天穹,手扪向上衣口袋,里面空空荡荡。他猛低头下望,一本红色的户口簿正向下坠落,他一声惊叫……左肋被人结结实实踢了一脚,他负痛惊醒,下意识伸腰抬手,他听到一阵钢齿咬啮皮肤发出的撕拉声,感到了一阵未曾经历过的疼痛。
    他完全回到了现实,现实是四周空空的墙壁,冰凉的地面,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还有紧箍在手腕上在晨光中闪亮的银色的手铐。
    九个伙伴,全都站进来,王迪云一人独享一副手铐,双手不得伸张,另外八个伙伴,每人有一只手可以活动。他们像一串套在绳圈里的狗,被牵出了派出所。还是清晨,秋天长沙常见的晨雾,蒙住了天心阁城楼。王迪云感到一阵寒意,下意识用两只手辗转扯拢衣襟角,这时,他看到了他身材瘦小的妹妹,正站在南大十字路口,痴痴地向这边张望,王迪云赶紧扯住押送他们的那位民警:“我妹妹来送……做好事,请帮我开开手铐,她看见会伤心的……”
    “不行!”民警只吐出冷冰冰两个字。再看那张脸,挂满了清晨的寒雾。妹妹看见了哥哥,跑过来塞给哥哥一包烟,“里面有拾元钱,哥……”妹妹的手,碰在手铐上,王迪云望望妹妹,把脸转过一边去。就在这时,他又在迷雾中,看到了站在拐弯屋角踟蹰的妈妈,王迪云赶忙低下头,一阵紧走,赶到八位伙伴前头……

    30年后的一天,当在与王迪云交谈中讲起那天清晨的心理感受,只有几个字:“当时真恨不得一头撞死!”他反反复复讲这几个字,切肤的伤痛溢于言表。
    那天,他们被押送到一家收容所。是隶属长沙市民政局专门遣送流窜人员的机构,站在大门口,王迪云回头可以望到天心古城楼,刚一进门,就像昨天被莫名其妙地戴上手铐,九个人的手铐又莫名其妙地被解开。给他们解开手铐的民警飞快地消融到晨雾里,不见了踪影。
    收容所像一座大库房。从王迪云站立的大门口往里,左、中、右是三线两米宽左右的水泥台,一直砌到对面墙下。上面挤挤匝匝躺满了衣衫褴褛的人犯,足有两百多号人。几盏昏灯高高垂下来,照着一张张或胖或瘦、但一律乌焦墨黑的脸。这都是流窜犯吗? 我也是流窜犯吗?踏进门,沮丧刚刚钻上心头,一团浓烈的腥臊气就直冲王迪云的鼻门,不由自主倒向门框大呕大吐……
    那几个晚上,长沙市40几个派出所,大约都“以革命的名义”关押了数量不等的长沙知识青年。有的派出所关押不下,还送到区政府礼堂之类的地方关押,某区关押过200多知识青年。有多少知识青年像王迪云一样被戴上手铐、完完全全失去人身自由?没有统计。他们中的很多人,被强行押上货车、军车、火车,递解回到江永,却是事实,但具体数目,也无法统计。问题在于“抽刀断水水更流”,经过这一番打压,绝大多数原本就只有返乡一条路可走的知识青年,在人生第一次感到自己惶惑与幻灭,不是在下乡的时候,不是在肩膀被重担磨破的时候,而是在查户口、被驱赶、戴手铐的这一刻,从此他们共同感到,自己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一群。
    一根棍子横横直直向歇在树上的鸟群扫去,鸟们除了振翅落荒吱喳悲切之外,还能怎么办!知青们也一如丧巢的鸟儿,只能以翅翼去扑打棍棒,然后无奈地落荒。
    一夜之间,长沙街头所有抄录“十·八通告”的大字报,前头的红头批示“毛主席圈阅:同意”一律被黑体涂出“不”字,过往的市民看了,都会意苦笑,无人深究。一些查户口的,拳头碰了个硬钉子:操起拳头去捶门,捶到锐利的钉尖上,那颗钉子,不知被哪家住户,从里面往反面钉过来,专治黑夜捶门打户的。街头流行的小报上,间或会刊登一两首同情知青的诗词,如“一枕梦惊查户口。满街车驶戒严疾,梦神州何处是乡关,忧心逼……”等等。 一张知青们办的《反迫害报》,更是为知青们作振臂呼。
    面对强暴,知青们作出的种种自然反应,都无法改变棒子打到身上的结局。只有你抓我逃,好像能获得更多的自由。有的知青,真的选了这条同样无奈的路。从长沙抓了,送回江永,又从半路或江永再逃回长沙的,不乏其人。
    这真叫冇得办法的办法哟!有谁能想象,这些年青的逃亡者当年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困顿呢?
    知识青年潘福,就是这样一位逃亡者。“文化大革命”初起,与潘福下放一个队的知青朋友,因偷偷写一部小说《情与爱》,遭到工作组批斗,用一根小铁丝捆住自己的咽喉,吊在床头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受到牵连的潘福,被打成“小邓拓”,一本日记被放到江水县“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会上展览,从此他被逼上无休无止的逃亡之路。长沙查户口那阵时光,他的母亲得了绝症,无人护理,街道干部把老人推向了精神病院。正在江永一处偏僻林场里躲难的潘福闻讯,赶回长沙,找到他一位好友王世钊,两人赶往精神病院给老人抹身敷药,刚刚喂老人第一口食物,他俩猛然发觉,院门关了,周围站满了戴红袖章的专政人员。王世钊掏出在长沙工作的证件也被马上隔离,而潘福在母亲力竭声嘶的哭喊中,被强制带离精神病院,押送回江水。当他再历经千难万险从江永逃回长沙,他唯一的亲人、他的母亲,已经溘然长逝……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如今已届天命之年的潘福,不愿过多地谈及那段苦难的历程,只从眼镜下嗫嚅的嘴唇里,反复吐出沉重的话语:
    “愿下一代,永不再过那种日子!”

    笔者幼小即失去父母,亲戚收养,寄居教堂,1967年8月第一次回长沙探亲,也无例外被清查户口驱赶出长沙城。
    离开长沙前一天晚上,秋意已经深了,我顶着寒风,到市中心湖南剧院观看长沙知青“红一线”文艺队演出。这支演出队以其牵动人心的精湛曲目,在省内外闻名遐迩,妇孺皆知。那晚的演出,可谓盛况空前,大批知青、知青家长、社会名流都去观看,剧场里连走道上都坐满了。
    三年前,大批长沙知青,就是从这家剧院,由劳动局组织欢送会,被披红挂彩送到江永的;三年后,这个“黑人”演出队,却在同一地点为“黑人”们演出,其中蕴涵的历史辛酸,牵动了剧院里每一个人的心,演员和观众之间的水乳交融,抗御着剧场外的阵阵寒风,演出不断掀起一浪一浪热潮。笔者清楚记得当一位身材壮实浑身黝黑的男演员,伴着一位身材瘦小同样浑身黝黑的女演员,踏着震撼人心的响板节奏,敲响非洲战鼓,当幕旁合唱队以雄浑低沉的歌喉,唱着“我是一个黑姑娘,我的家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饮了几百年眼泪,戴了几百年枷锁,不见太阳不见天,苦难的日子怎能受……”我分明听到,剧场内响起了一阵一阵清亮而揪心的哭泣!哭声伴着“哗哗”的镣铐声,组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悲怆绝唱!
    之后,大概是11月初我回江永。经过道县县城,凄风苦雨中,我看到威严的解放军战士肃立街头,还在执行庄严的戒严令,偌大一个道县,街头空寂无人,紧闭的商号铺板上,八月屠杀中张贴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土纸布告的残迹犹在,那勾杀人名的土红颜料,和着萧萧风雨,淅淅沥沥,仍在濡染橘黄的土地。这世界究竟怎么了?带着无法遣散的凉意、倦意,拖沓着无力的脚步,我离开道县,走向江永——我的户口所在地。脚下一路泥泞,前头聚集阴云,不管前途怎样,我们只能往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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