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城市记忆》柳建球卷（88）我参加了1973年的高考

柳建球

《长沙城市记忆》柳建球卷（88）

我参加了1973年的高考

　　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时间，虽然女儿都大学毕业好多年了，但我还是特别关心每年的高考。不为别的，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上过大学，但参加过高考，却阴差阳错没有考上，这是我一生的心结。

好消息传到长沙大街小巷

　　记得那是1973年春，我们原下放在零陵县前进人民公社的老知青，因故早已转到岳阳华容县新河公社。当春插结束后，我们知青便回长沙修整，这时听到一个消息：今年要恢复高考。
　　这是我们下乡这么多年以来的第一桩好消息。上面传来消息说：今年要招一批大学生，要凭考试成绩升学，而不是像过去招工那样只看成份、只查档案。我们因为自毕业以来，下到农村近8年一直被成份论压得死死的，招工轮不到到我们。
　　1969年在零陵时那次招工使很多人大失所望。我们下乡时都是带着许多课本书籍的，都想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因为我们都只上了初中，做梦也想当一个高中生、大学生。这些年我们劳动之余花了好多功夫学习，我们这一群弟兄在语文文学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只是外语和数学因没有老师教而相对差一点。
　　现在听说要招大学生，要凭成绩录而且不考外语和理化，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大好消息。我们自信如果不看成份，不看档案，我们一定不比别人差。因此不由得弹冠相庆，纷纷从箱子底层寻出尘封已久的书本，重新复习起来。
　　当时我住在九仪里，宋志华住在活源桥，吴幼城住在通泰街的三义里，余智为住在高升门，李小鸽住在铁佛东街。我们下放新河公社的五个长沙知青不约而同地，从长沙各大街小巷聚到一起复习功课，妄图背水一战。

欢天喜地参加高考

　　六月底，新河公社通知我们回公社参加复习班。公社领导重视这件事，特地在新河中学办了一个复习班，由学校高中老师帮参加考试的人补课。我们都立即赶回华容去参加复习。
　　我们这群人中，可能是宋胖子的功课底子最好，但他也丢了很多年了。我和余大麻幼伢子更是早已把当年所学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虽然刚下乡那几年还认真自学过一段，后来又在语文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但毕竟是“拳不离口，曲不离手”，又道是“三天不做手生，三天不唱口生”，我们的数理化外语到底还是太丢久了。现在一说要考试，免不得大家都要“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可是我们怎么说也算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当年在学校时都是成绩优异的学生，老底子比现在的高中生要强得多。很多丢生了的功课只要在复习班听一听课，就很快能捡回来。就算是一些以前没有学过的知识，我们也经过突击学会了六七分。
　　那些天我们常在一起讨论，互相取长补短。因此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大家的功课都大有长进。据我们掌握的本公社其他考生的情况，由于他们都是1968年后才下放的学生，文化大革命那停课的几年使他们没有读多少书，底子比我们这些1965年下放的老知青要差些，所以我们估计：只要是公平竟争，我们考上大学的希望很大。因此我们几个人的学习劲头很高。
　　我们下放已8年了，当年抗日战争也不过只打了八年，就把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打回了东洋三岛。我们在农村苦熬了这么多年，总算是碰上了一次机会，而且是梦寐以求的上大学的机会，怎不叫人心中窃喜？
　　宋胖子情况最乐观，他因成绩好，志向也很高，早在长沙八中读书时就认为自己上高中升大学是唾手可得的事，要不是他父亲是个右派，现在他一定早在什么科学院或什么大学搞研究当教授了。
　　余大麻当年也是成绩优秀的学生，当然也是想有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的。可是他父亲虽然不是右派，却是个反动军官。日本鬼子打长沙时，他父亲参加国民党73军，当了个上尉军需，也是成份不好的那一类，于是他也只好和我们一起来挖地球了。这回招生机会送到了眼前，要说他不心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也热心地投入了复习之中。当然他也说：“只要是真的是凭考试成绩上大学，我老余应该是有希望的。”他说得虽然调子不高，可是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是特别期待的。
　　幼伢子是我们男知青中，唯一1968年底下放的。他在学校也是个好学生，从沅江转点来到华容，劳动方面一直很不错，队上的人缘关系也很好。对于这次招生他也是抱了很大的期望的，虽然他的学习底子比宋余差一点，但一点也不比本公社那些华容知青差。所以他也是热心地投入复习之中。
我也是对这次招生抱了巨大幻想。自吴卫城招工走后，快一年了我的心里仍是不平静。生活之路对我来说一直是很艰难的，在前进公社时我也算是受了很多苦的，那时刚下农村还不知道世事的艰险，人心的叵测，一门子心思要在农村干出点成绩来。可是后来现实粉碎了我的梦想，罚劳改挑片石挑伤了我的心，那时我才知道世界上并不是处处是天堂，人间也有丑恶的一面。
　　下放到鸟塘铺后，我们真正地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了，可是我们也看到农村十分贫困的一面，看到了农民狭隘自私的一面，虽然我是尽量去学贫下中农的优点，可是却还是被饥饿吓得逃到了华容。
　　到了华容算是脱离了谈虎色变的饥饿。可是人是个怪动物，喜欢这山望见那山高。湖区的劳动强度比山区大得多，我们不是土生土长的社员，我们还是向往回到生我养我的长沙城去，我认为我应该要比在乡下种田还多发挥一些作用。加之吴卫城招工一走，我特别感到孤单和寂寞，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改变生活，要使生活更好一些。于是当有了这次招生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
　　虽然我表面上还是很平静，但内心却已是波浪翻滚。并暗暗加大了复习的力度。当我看到宋胖子、余大麻、幼伢子、小鸽都在发狠学习时，我自然不甘落后。我甚至想过：“要是这回我能考上大学，我父母还不知有多高兴，那时我就可以风风光光地回到长沙去了。”
　　队上的干部社员也很支持我复习功课，李队长派工时都是派我一些轻活，让我有时间复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我们度过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复习时间，怀着极大的希望等待考试的来到。

人生考场

　　随着天气渐渐热起来，我们复习也到了紧张阶段。考试日期一天天临近，我们的心弦也绷得快要断了。因为这毕竟是我们下乡8年来的第一次呀！还是在读中学时，我们就曾盼望着有进大学的一天。可是因为1964年1965年实行的是严格的阶级路线，对学生的成份审查得特别厉害，因此我们那两届优秀学生中，成份不好的基本上都不能升学，而只能走上山下乡这条路。
　　下乡后不论是招工招生，入党入团都没有我们的份。我们这些人对招工招生已差不多绝望了。现在突然说要凭成绩考大学，使我们冰冷的心又死灰复燃，重新看到了希望，要我们这些在农村奋斗了8年的知青如何不欣喜若狂？
　　当考期即将到来之时，我竟像初做新郎的人一样，心里又是惶惑又是喜悦，整　天屋里屋外转来转去，不知要做些什么事好？其实古人说过：结婚小登科。把结婚和考试早已连到一起了。我现在不过是处于临考之前，就已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这又怎么得了？
　　好在我到底不是毛头小伙子了，在农村磨练了这么多年，经历了无数挫折，紧张虽然紧张，但我还是很快强自镇静地对自己说：“紧张什么？不就是一次考试吗？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次考试或者考不上就不过日子了吗？亏你还是25岁的人了，这么沉不住气？岂不闻‘诸葛临事有静气’，才能干大事？”于是我又强自按捺下满心烦燥，投入到最后的复习中去。
　　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大学招生考试终于来到了。我们公社的考场设在新河中学。由县里来人监考。只考语文数学综合三门，其中综合包括政治、历史、地理。我们几个长沙知青都一早就赶到了考场。
　　宋胖子、余大麻可能和我一样抱着太大的期望，所以紧张得不说一句话，只是强装镇静地坐在那里等待考试开始；小鸽和幼伢子年纪轻一点，虽然也抱了很大期望，但他们到底不像我们已在乡下混了8年好不容易碰上这回考试，反而没有我们紧张。
　　我坐在考试的教室里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参加升大学考试了？我可以上大学了？我可以离开奋斗了八年的农村了？我可以回到长沙去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难道我又回到学校了吗？难道八年的农村生活只是一场梦幻吗？可是当我再看一下宽敞的教室里坐着的三十多个考生时，这才确认这不是一场梦，而是真真实实的现实：我们马上就要参加考试了。
　　第一门考的是语文。我们几个长沙知青对这门课都下了一番功夫，因此卷子一到手，就很快动笔。语文考试基础部分占三十分，作文占七十分。我们这些长沙知青中数宋胖子语文基础最好，余大麻也不差。小鸽和幼伢子此次复习也是下了苦功的，所以他们也在笔不停挥地做题，看来还是胸有成竹。
　　我自信在语文方面一直是下了功夫的，尤其是做作文，我们这些人都应是游刃有余。所以我一点也不费劲地做完基础题，就绞尽脑汁做作文。作文题是：“实践出真知”。可以写论文可以写记叙文。我按照以前写作文的习惯，先在心里酝酿一会，盘算好要写的内容。
　　我想：“我们在农村中的各项实践真是不胜枚举，随便写一件事就可以写一大篇。到底写哪件事最好呢？”我不觉有点犹疑了。想了好一会儿才决定就写我前一向放牛的事吧。于是我从自己开始放牛时不了解牛的习性，往往放一天牛还没让牛吃饱的事写起，直写到经过一段放牛的实践，才体会到牛喜欢吃露水草的习惯，也慢慢知道要如何选择水草茂盛的地方放牛，把牛放牧得又肥又壮，有了充足的精力投入春耕生产。
　　我忘了这是在参加考试，尽情的挥洒，不觉写了一千多字。等到监考老师说时间不多了，我还没完成草稿。这下我可急了，便匆匆完卷，草草抄到卷子上，就早已到时间了，只好连草稿一起交给老师。　　
第二门是考数学。我们几个一拿到卷子就都有点抓耳挠腮，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初中毕业生，对于高中数学都没有学过。虽然在前一段复习中下了一点功夫，那到底学得有限。好在上级出题目时已考虑到这回的考生水平良莠不齐，初中生占相当大一部分，所以出的题还是初中部分占多数。
　　我花了好大功夫才把卷子做完，估计打得60分左右。但我已很满足了，到底有9年没有做过这些数学题了，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已是难为我了？
　　第三门考综合。政治考的多是当前国际国内的政治时事，这倒难不倒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都喜欢看报听广播，对时事一点也不陌生，平时在一起在事没事都要议论一阵。历史和地理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复习时都下了功夫，所以卷子到手，就“沙沙沙”地写开了，连小鸽也一点都不含糊。交了卷出来我们一对答案，大家的感觉良好，不由得都开心地笑了：我的天！终于考完了。这下我们只等来通知了。”
　　过了几天，我听到一个消息：“新河公社这回有七个招生名额。”另外据新河中学一个和我们玩得好的老师透露：“你们几个长沙知青这次都考得不错，你的成绩排在第三，一个姓宋的排第二，其他几个名次也都靠前。第一名是新建大队的小吴，她是大队广播员，是华容本地知青。听说她这回考试前特地请假准备了几个月。连作文也预写了十几篇，并专门请了华容二中的老师为她补课。那是志在必得，所以她考第一名并不奇怪。看来你们都有考上的希望。”
　　我一听喜不自胜，马上跑到双堤去报信，大家听了都很高兴。这一高兴就想回长沙去休息，等来通知就去上大学了。我们说走就走，五个人一溜烟就跑回了长沙。家里的亲人们知道后，都为我们终于有了出头之日而倍感高兴。

英雄交白卷

　　1973年7月6号，我们一行5人高高兴兴考完试回到长沙，准备好生休息一段，就去上大学。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轻松过，平常年一到这时候就得准备要参加紧张的双抢了。今年我们几个却在农忙之时回到长沙，天天走东家串西家地玩。要不就是去烈士公园喝上一阵茶，要不就是去湘春街的工人文化宫宽银幕电影院看一场电影。那些天我们真是快乐似神仙。
　　我的父母亲人都为我高兴，因为父亲说：“我们柳家这几十年还没出过一个大学生，要是建球这回能考上大学，那真是祖坟开坼了？”妈妈对我这个在农村受了多年苦的大儿子特别疼爱，本来年年都只盼我能混饱肚子就阿弥陀佛了，现在听说还可能有大学上，不亚于天上掉下一个大元宝，笑得几乎掉完牙齿的嘴都合不拢了。祖母耳朵不大好，见我们一大群人说得热闹，笑得前仰后合，可又不知我们在说什么，只急得不住口地问：“你们笑么子，快点讲给我听？”弟妹们因为文化大革命都没能读什么书，见自己的哥哥能有机会上大学，都十分羡慕。
　　可是，我们还是高兴得太早了。不记得是7月20几号，我从家里订的长沙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辽宁考生张铁生在这次高考中交了白卷，他说自己在农村中天天参加劳动，比不上那些不劳动而天天复习的人，所以愤而交白卷以示抗议”。我马上敏感到：“不对头了，报上对张铁生交白卷的事是持一种赞扬的态度来说的，看来事情将有大变化了？”
　　我马上跑到高升门余大麻家去告诉他，哪知他也正好在看这则消息，他也有和我一样的感觉。于是我们又一起来到活源桥宋胖子家，宋胖子正好看了这则消息
心里顿时冰凉的，便急着想来告诉我们。我们三人对这样的消息苦思不得其解：“究竟是我们命运不好，还是天灾人祸？为什么我们屡次碰上这些倒霉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好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一场政治斗争在作的怪。自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的高校已有几年没有招生。大批高中生都不能升入大学深造，只能走一个面向——上山下乡这条路，这对培养人才是极为不利的。所以从1970年起开始恢复招收大学生。可是旧的招考制度已被打破，新的招考制度又没有完善地建立起来，招生便改革成以推荐“工农兵”学员为主的方式，采取群众推荐，领导审批的办法。这就为一些有权力的人大开后门打开了方便之门。
　　自1970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起，很多手中有权的人就大肆以权谋私，走后门把自己的子女亲属送于大学，权力再大一点的人则把子女送入好大学好专业。上行下效所以当时开后门上大学成了一时之歪风。当时文化考查已摆在可有可无的地位，招收的大学生文化素质良莠不齐，这就引起了社会上广泛强烈的不满。
　　中央的领导很快洞察了这个问题，才决定从1973年起开始重视对文化成绩的考查，于是才有了我们这次考试。可是这种做法和结果却引起了“四人帮”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分数挂帅，智育第一”；是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修正主义的“复辟回潮”。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73年7月19日的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文章，摘要地选登了考生张铁生的一封信，并配发了编者按。这封信是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青张铁生在参加这次高考时，因不会答题而写在卷子背后的。他在信中说为了实现自己上大学的“自幼理想”，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文化考查中，能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
　　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敏感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他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加按语发表。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试卷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同年8月17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按语和张铁生的信，并再加按语于以鼓吹。红旗杂志、文汇报也以张铁生的信为引子，围绕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大作文章，说搞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还说“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这才是又红又专”，甚至把张捧为“反潮流英雄”。
　　于是在全国掀起一股黑浪。这次全国性的高考就全都不作数了，使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以文化考查为主的高考，变成了以无数考生的失望而告终。我们也就成了这次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空欢喜一场

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是抱着很大期望的，尤其是宋胖子。他是个成绩特别好的学生，他曾说：“只要是凭考试，我谁也不怕。”确实他这次考得相当好，考完后他几乎已肯定自己这回一定能圆大学梦了。回到长沙，他的家人他的亲朋戚友都在提前向他祝贺。他也放心大胆地玩起来，只等通知一来就打起行装去上学。可是自看到报上的消息，他和我们一样顿时从欢喜的云端里一下子掉到了最深最深的失望深渊。他的失落比我们可能还要深。那可真是欲哭无泪呀！
　　小鸽和幼伢子反倒没有宋胖子的失落大，他们是1969年初才下放到沅江的，没有我们受的苦多，虽然他们对这次考试也抱了很大期望；余大麻却早已作了最坏的准备，他说：“世界是只怕没有什么好事会落到我们头上，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好些。”
　　我们聚在一起痛骂这个该死的张铁生：“你自己不肯发狠学习，考得不好，又写什么背时的信罗？这一交‘白卷’可就害了全国这么多人上不得大学？你下了几年乡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比你在农村总还多干了几年，也总比你吃的苦还多些吧？现在害了别人，你自己却当了英雄，还进了大学，名利双收，你真不是个东西。”
　　可是骂归骂，我们却不得不还是收拾起行李，又回乡下去继续我们的挖地球的工作。

走一次过场

我们带着无边的失望回到华容，回到队上去面对艰苦的现实。不久公社通知我们：前次的考试已不作数，县里重新组织考试。我们知道希望不大，但还是无精打彩地去应考。这回考试时间已是秋天，天气没有上次那么热，可是我们的心情却有如冬天一样冷。余大麻干脆没有去，他说：“去了肯定冒得路，如果再去又考不上还不如不去受这份罪。”我们这几个人却还是有点不甘心，还是跑到新河中学去考一回。
　　这一回考试却没有前次那么隆重了：地方还是新河中学那间老教窒，人基本上还是那些人，只是少了几个。来参加考试的人都是没精打彩的。考试时监考老师也不像前次一样管得那么紧了，考生们交头接耳，互相偷看他们都不管。我知道大家都是在走一次过场。
　　考完后大家都来到我的小屋，虽然我们自我感觉还是很好，但心里却七上八下，不知这回的结果又会如何？我们没有了上次考完后那种开心的感觉，只是默默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要说些什么好？宋胖子额上好像有了皱纹，我也头上长出了几根白发。
　　过了一些天，公社通知我们参加考试的人去县里体检。我们一行四人便随同公社的其他人一起到华容一中去接受体检。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华容最好的中学，华容许多优秀学生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体检后我们回到队上等消息。我们在回队的路上，看到社员们都在田里中耕除草，我们却成群结队地穿行在田间，都感到很不自在，于是一骨碌溜回小屋再也不出来。虽然我们还对招生抱了一丝丝期盼，但结果当然是可以想象的。
　　虽然我们这些人都考得好，可我们这些人的档案经不得看：我父亲的成份虽然写的是小商，但一个姑妈却在香港，像我这样的有海外关系的人，在当时谁敢来招我？宋胖子父亲是右派，余大麻父亲是反动军官，幼伢子的父亲是工商资本家，都是黑漆漆的，县里搞政审的人只要一翻我们的档案就会避之惟恐不及，谁会冒着犯错误的危险来招这些人上大学？
　　只有小鸽一人过了关，因为她的父亲是南下干部，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受了点苦，已靠边站，但她的成份还是写的革命干部，比我们这些人的成份好多了，所以她被录取到岳阳地区医院卫生学校，算是幸运者。
　　接到通知后，小鸽虽然很高兴，但她看到这些大哥哥们一个个眉头紧锁，也就高兴不起来了。这时小鸽和余大麻已恋上爱了，他们是非常相配的一对，他们是在共同患难中建立的感情，又是兴趣爱好相同的知已，是难得的一对知青爱侣。我们大家都很支持他们在苦难中产生的爱情。
　　现在他们要分别了，以后就是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下了。照以前很多知青招工招生后的情况看，两人都在农村，地位经济都是一样，关系是比较稳固的，可是一旦有一个的情况起了变化，那他们的爱情就得经受大考验了。
　　不久余智为和吴幼城送小鸽去岳阳报到，先一天来我队告别，我留他们住宿，并备餐送别。第二天他们离开我的小屋，我送他们到大路边。这时我心里十分难受，眼看着他们的背影在大路尽头消失，才怏怏地往回走，我一边走一边想：“我这也算是参加了一次高考吧？”

精选留言　　　　　　阅读1706

●zzt湘麓山人(朋友)
柳老师此文写的极好，文风朴实，把知青想通过学习改意命运的意愿刻划的入木三分，把“血统论”的歪理揭露无遗。另外，老三届是指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为解决此危机，因此将老三届学生都一个面向下放农村，才有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群体——“知识青年”。
●笑阅沧桑(朋友)
柳老师此作实为典范之作，不愧是一部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无法把握各自前途命运的青年学生，一段令人潸然泪下的凄惨历史。文章以真实的记载了有良知的人们痛心疾首的“过去”，如果谁来对这个“过去”极尽美化，谁就是历史的罪人。为柳老师点赞！
●清茶伊浓
一口气读完柳老师这苦酸大作，几千万把老三届的风雨飘摇苦涩经历
●湖南祖文
1973年我下放后正在做代课老师；也参加那次全公社高考摸底考试；公社教育组长袁凯胜阅卷后告诉我；你成绩全公社第二名；大有希望。我却是苦笑的表情回答了他；在那极左年代；我四次招工都成泡影；我不抱任何希望；果然；第三名都进了中南矿冶；因为我的海外关系。我却正式考试都没有参加。那岁月心痛到现在；常在梦中惊恐的回忆中。
●怀念(朋友)
读了柳老师《1973，我参加了高考》，欲哭无泪，控诉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高考儿戏。好文！
●子
辛酸苦辣嘀回忆，是我们那一辈人忘不了嘀痛心疾首！庆幸柳老师还是有一场珍贵的考体验。
●七彩阳光
那一年我也参加了(一九七三年恢复高考)，但没考上，湖南还是按分数录的！
●老彭
一口气读完作者柳建球这篇考大学的文章，勾起了我的回忆，我未下农村，但当时考大学的历史背景都知道，该文记叙详尽，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张铁生交白卷一事全国路人皆知，张铁生是四人帮扶起来的打手，四人帮垮台后判了刑，凭成绩考大学是对的，却被张铁生搞砸了，害得笔者等知青未上大学，耽误了前途，总之四人帮未垮台还是一个唯成份论的年代，成绩再好参军，考大学，入党均没有份，我认为（考大学）是一篇反映七十年代历史真实的好文章，让后人知道什么是极左。
●相对论
我是80初生人，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直到上大学才离开农村，现在定居一线城市也算个知识分子吧。对农村的生存环境，我是了解的。我无意为那场运动翻案，但作者所诉说的“悲惨经历“，其实对于当时生活在农村的人，都是十分平常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既然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是不是应该有和劳动人民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才能做到共情呢?莫非知识分子就身娇肉贵劳累不得只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恰恰说明毛爷爷觉得某些知识青年需要去和劳动人民一起改造是正确的。
●柳建球
对于读者的批评我都是全部打收条的。可是，这位相对论网友的话语中好似一股当年的文革味？只要是当过知青的人，对相对论网友的留言一定特别熟，那年月我们的听得太多了。网名叫相对论，不知你在农村干过几年？我们初中生算知识分子吗？我们16岁17岁下农村，吃饭不饱，劳动特别累，你知道是什么味道吗？您老人家如果也和我们一样，下放8年，你一定不会汽灯草灰说的这么轻松。
●卢楚良(朋友)
@柳建球你这篇写得真好，又恰逢其时。把当年的情况真真切切地和盘托出。回想当年，我在东风钢厂，那次考试门都没有摸到，除了政治条件，年龄条件，之外，还一个专业对口，记得我厂只有炼钢车间的可以考。上大学已心恢急冷的我对后来考了不算，还有点坏坏的窃喜。虽有不同的感觉，但都是对荒唐招生制度的憎恶。
●五哥放羊(朋友)
正值高考，柳老师的高考大作问世，很及时。高考这个话题打翻了老三届心中的五味瓶。恢复高考第一年，我还在乡下当知青，希望被推荐，僧多粥少，轮不上，再说那时还得政审，也不见得能通过，只有望洋兴叹。抵职招工回城后，结了婚，有小孩拖累，信心不足，也就错过了机会。幸亏后来还读了电大，只能算是圆了梦。人生多难，不怨天地，命中注定的，不该有的总不会有。
●彭一怒(朋友)
造化弄人！我们这一代人好多都是相似的。我不信教，也不信神，但笃信命运。从你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冥冥中，上天就给你安排好了一条路，你只能按祂安排好的这条路走。这条路上还有很多旁路，但若走入旁路，你的一生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不可预知。我深有感受！所以，按祂指引的那条路走到今天，成为了今天的我。
●陶国俊(朋友)
柳老师一篇妙文，详细记述了在农村知识青年时渴望求学的经历，这些历史记忆，对今天年青人是陌生的，但对我们这一代人记忆是深刻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何止是招生，就是招工，提干，甚至恋爱结婚都是分界线，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在高考以考试成绩择优录用，是社会的进步。
●果果(朋友)
一九七三年，我在涟钢直属五连（后勤食堂科）当工人。那年厂里推荐一部分优秀工人读大学，有一定比例的中专。不考试，但进行一般水平的文化测试。所在的单位是后勤系统，只分到了几名中专指标。奇怪的是居然报名的很少，可能没有人愿去读中专吧。当时有领导啟发我，我认为读中专没意思不想去。最后机关食堂的一个湘乡妹子去了，据说该人小学还冒毕业。读的邵阳师专，二年毕业回子弟小学任教。可见当年“读书无用论“还蛮有市场！
●金和平
@卢楚良对自我心灵的反观令人尊敬。
●兰兰(朋友)
千军万马奔高考，勤学苦练复习忙。不问成绩问出生，莘莘学子泪两行。

柳建球

当时我正下放在华容新河公社农科站。高考不中后，公社安排我当了民办老师。这是我和我的学生们。柳建球摄于1974年夏。

后左吴幼城、吴卫城两兄弟。前左柳建球、余智为四个转点到华容新河公社的长沙知青。于1972年10月送吴卫城招工到岳阳路口铺车站报到。摄于华容县。

1998年，原华容县新河公社文艺宣传队的队员邓万兴到长沙玩，和我们五个曾下放到新河公社的长沙知青，也是原公社文艺宣传队员的老朋友会面了。左起余智为、柳建球、邓万兴、宋志华、吴卫城、李小鸽。于烈士公园南大门外。

1998年，原华容县新河公社文艺宣传队的队员邓万兴到长沙玩，和我们五个曾下放到新河公社的长沙知青，也是原公社文艺宣传队员的老朋友会面了。左起余智为、柳建球、邓万兴、宋志华、吴卫城、李小鸽。于烈士公园南大门外。

1973年高考后因张铁生交白卷，考试作废，我们四个长沙知青只好灰溜溜返回华容，遇洞庭湖风浪大作，过不了湖，只好在岳阳住一晚，才有空游岳阳楼。前左吴幼城，余智为，后左柳建球，宋志华。

1979年，余大麻和小鸽终于成了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摄于1980年烈士公园。

李耕

柳建球 发表于 2024-5-16 06:28
当时我正下放在华容新河公社农科站。高考不中后，公社安排我当了民办老师。这是我和我的学生们。柳建球摄 ...

    虽然我们这一代后来有不少人通过，高考、电大、函大、自考的途径重新学习，获得大学文凭。但有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可以说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改写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成了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将永远记入史册。

笔架山人

好文章，这段重要的历史，如果没有人记录下来，会被人有意无意地抹杀！

隐士安

招工升学去当兵，咯是知青救命神……

柳建球

上面三位说得对，招工参军考大学是知青三条主路。

柳建球

如果有人把知青的病退困退和其他退都写出，那就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