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毅与知青之歌《我的家乡》五、六小节

戴老夫子

（五）《知青之歌》唱响天下

他的下乡地交通方便。知青们只要来镇上，不管是“红五类”，还是“黑九类”，都会到他那儿来坐一坐，叙一叙，许多知青见到这首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会唱这支歌的知青一传十，十传百，成几何级数般地增长，速度之快，地域之广，无法预料，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知青在上山下乡之初极其复杂的心理，是对当时社会思想最直接的一种呈现，具有广大的社会心理背景。
晚上，他看麦场。在静寂无声的月夜，在堆满麦子的场院里，他弹起了吉他，他们公社的知青来这里，如泣如诉的《知青之歌》在夜色中唱起，很快，又变成了大合唱。在那峥嵘的青春岁月里，这支歌准确地捕捉了知青的心理与情绪，又以穿越时空的优美旋律，引起千百万知青的共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传遍大江南北，还被入伍的知青带到军营中演唱。
当时，这首歌叫《可爱的家乡》，又叫《我和家乡》，还叫《南京知识青年之歌》，随着歌曲的四处流转，它深入知青的骨髓，并被大家命名为《知青之歌》。原作只有四段，传播过程中增加至六段，流传广泛的属第三段。
我爱唱歌，在偏远的湖南山区，知道这是一首被禁止传唱的《南京知青之歌》，可是，在穷极无聊之际，总会情不自禁吟唱，舒缓心中的郁闷。知青们听了，纷纷学唱，还索取歌词，妻子的字迹工整漂亮，就跟他们抄写了一份又一份，一时间，连小孩子听久了，也会唱。知青亲切地把它称为“知青国际歌”。
一次，他坐船时听到了一个南京知青在唱这支歌，听着听着，突然愣住了，歌者把他写的“深浅”一词改成了“深陷”，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对了，歌词变样了。他向唱歌的知青和善地解释“深浅”的含义，并要求她把这个词改正过来，那个知青答应了。其实，当我们歌唱时，早已是“深陷”这个词了。
到底有多少版本的《知青之歌》？多少被改动的地方？他无从知道，而真实的是，《知青之歌》越传越广，歌词在变样，这令他有点担心与不安。

（六）自首劝退，祸起上海

为了抗洪救灾，他天天战斗在堤坝上，一个星期没回家了。刚一回来，隔壁送来了一封信，这是南京好友郑剑峰写来的，告诉他这支歌在苏联播放的频道与时间——1969年8月，莫斯科广播电台将它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以小乐队伴奏、男声小合唱的形式，在苏联首都播放，并提醒他要注意。
当天下午，他偷偷打开收音机，听到“敌台”果真在播放这支歌，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手在不停发抖。当时是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期，这无疑是把他推向火炕，推进绝境！问题的严重性让他不禁流泪了。
他决心自首，立刻准备好换洗衣服和日常用品，走进南京娃娃桥看守所。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公安接待了他，他告诉老公安是来自首的。老公安问清楚原因，沉思很久，说：“你写了这么一点东西就坐牢，这坐牢也太容易了吧。”
老公安记下他的事情，让他回去，叫他不要胡思乱想，并一直陪他走了200多米，送他到内桥附近的汽车站，目送他上了汽车再离开。
老公安虽然给他吃了“定心丸”，可是，一回家，他还是写了检查，第二天，把检查交给公社新上任的书记，又坐车到县里，把同样的一份交给县上山下乡办公室，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途中，他碰到了下乡内蒙古的同学，同学劝他远走高飞，他却谢绝了。心想：躲得了一时，还能躲过一世吗？
1970年春节，上海普陀区知青回家过年，在里弄唱起了《知青之歌》，这支歌立即传到该区的中学，无所事事的学生没有书读，也唱起了这支歌。嗅觉灵敏的中学领导把这种情况向区、市革委反映，上海市革委又向中央汇报，江青和姚文元立即做了：“抓紧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要清查作者情况”和“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张春桥督促上海很快成立《知青之歌》专案组。
灾难如期而至。2月12日，上海专案组来到南京五中调查。来不及反应的五中仓促把他和《知青之歌》向《南京日报》、《新华日报》反映，这些报纸从他家庭出身不好追根寻源，造谣污蔑他一贯反动，写《知青之歌》正是反动立场的大暴露。南京市革委会指示市文教局连夜召开会议，组织五中小分队进行批判。接下来，调查组来到下乡地，农民和各级领导以为他要上调了，乡亲们和干部们都实事求是，说他表现良好，调查的人十分恼火。为了不招来麻烦，他抱着一大捧书信、日记放进灶里燃烧，火光中，他仿佛看到了烧去了友谊，烧去了爱情，烧去了希望……
2月19日是元宵节，春寒料峭，深夜，他被囚车带进了南京娃娃桥看守所。他下乡才14个月，插队的历史竟以“反革命”政治犯这样惨烈的局面结束。

隐士安

知青人生如大戏，变幻莫测难把握……

戴老夫子

谢谢隐士安点评。